其实，北京的冬天并不太冷，北京的街道并不难看，北京的行人并不乏味，这是我对北京的新感觉。这个发现令我惊喜不已，觉得自己竟也错过了不知有多少年的城市风景。

 

我又开始“流落”街头了，像年轻时候那样，但我现在真正有了流浪汉一样的坦然。一般是在中午过后，我简单地吃过中饭，拎起心爱的用得又旧又脏的东芝电脑，走到电梯口，向女司机请安，顺便谈上几句天气；下了楼梯，横过马路，径直走到小区斜对角的车站，有时会在路边的小卖部拐一下，对操东北口音的老板娘说，大姐，来一盒烟卷，然后便跳上一辆往南开的公共汽车，在地铁附近一站下来。每次踏上车门的一刻，我便会笑着抬头向售票员招呼，你好，她们也总是报以微笑。我一般是不坐下来的，即便空位很多，也喜欢悬手站在过道，在车身的摇摆中保持平衡，偶然遇到急刹车，于是在司机大声的京骂声中，我的一百八十斤重的肉体便沉沉地倒在女人或男人的怀里，此时我肯定会大声地向他们道歉，对不起啦，如果碰巧是年轻的漂亮女人，我当然会表现出更多的诚挚和悔过。

 

沿着人行道继续向前行走，过了已见底的护城河，拐过弯便到了地铁的入口，往下就是七十多级的台阶，正中间，总是站着一对上了岁数的盲人夫妻在那里唱歌，如果是男的在唱，我就会停下来仔细地聆听，静静地呆上片刻，他唱的总是凄凉、高亢的陕西民歌，此时我会觉得自己仍是幸运的，于是我便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零钱，放入面前破旧的铝盒内，然后急忙地逃离，以免听见歌者的道谢。走完最后一级台阶，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强烈的穿堂风总是会朝我扑过来，我只好侧过身，避开风的热吻，借机观看两侧的广告牌，仿佛天天都换新的，只有奥林帕斯数码相机广告上的那个美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她是谁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买了票，交给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下站台大厅，很少遇到列车正好抵达。此时我当然会买一份当天的《京华时报》或《娱乐信报》或《北京晨报》或《北京午报》或《北京青年报》或《环球时报》或《作家文摘》或《新经济观察》或《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或《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买的是两块钱的厚报，我会在出站口的报摊向小贩换一份一元钱或五毛钱的本地报纸，匆匆地浏览过标题，随即送给路上的行人。多数情况下，面对我突然的盛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会表现出一种有趣的惊谔，于是我就随口说出今天的头条新闻，将报纸塞到他们的手里，瞅瞅吧，好看，然后便扬长而去。

 

想起来了，在出站口的自动扶梯旁，经常见到一位吹长笛的中年男子，面目清瘦，神情安详，衣着整洁，坐在铺着报纸的台阶上，专注地吹着忧伤的不知名的曲子。笛声真的是非常优美，如泣如诉，极像是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样子。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吹奏呢？出于对音乐的信仰？或者只是为了生活下去？抑或想实践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每次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总是肃然起敬，很自然地放轻了脚步，生怕惊扰了他的梦境，内心充满了温情。……

 

通常我会赶晚上11点的末班地铁回去。站在静悄悄、空荡荡的站台大厅，我才体会到并理解北京冬夜的寒意，于是我竖起风衣的领子，期待列车快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