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旧文：《苏氏一门法书册》祖帖面目的复原
(2015-06-16 15: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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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杂谈考古苏轼 |
分类： 苏轼研究 |
第117期 | 《苏氏一门法书册》祖帖面目的复原
作 者：李跃林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苏氏一门法书册》，简称《一门册》，是眉山苏氏家族的书法名品。包括苏轼与杜氏五札，苏辙四帖；苏迈和苏过各一帖。帖后有宋王安中、吴幵跋。
《一门册》现存帖目，与安岐《墨缘汇观》所记的《苏轼一门十一帖》完全一致：“颖滨四帖……皆短札，俱有曹氏印章。必在曹册中取出配入者。又伯达台眷一帖，……又叔党试后四诗一帖……有曹氏印章，亦自曹册中拆入者……前有老泉临顾一帖，卞氏拆去。”按“曹册”，应指曹溶（1613－1685）所藏册页。可见此册诸帖在安岐收藏后不再有变动。依刘正成在《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的考释，苏轼五帖罗列如下：
《宝月帖》，1065年，治平二年，苏轼致杜君懿：大人令致恳，为催了《礼书》，事冗，未及上问。昨日得宝月书，书背承批问也。令子监簿必安胜，未及修染。轼顿首。
《京酒帖》，1080年，元丰三年，苏轼与杜道源：京酒一壶，送上。孟坚近晚必更佳。
《啜茶帖》，1080年，元丰三年，苏轼与杜道源：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
《尊丈帖》，1092年，元祐八年，与杜传（孟坚）：尊丈不及作书。近以中妇丧亡，公私纷冗，殊无聊也。
《令子帖》，1094年，绍圣元年，与杜传：令子所示专在意，来日相见即达之，但未必有益也。辙送十缗，省为一奠之用。患难流落中，深愧不能展毫末也。不罪不罪。轼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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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一门法书册》中苏轼《与杜氏五札》，依次为《宝月》、《京酒》、《啜茶》、《尊丈》和《令子》及苏迈《台眷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著录了一件《苏氏一门诸帖册》，多出苏洵一帖，也记录了安岐所云的“非原题”的吴幵、王安中，和赵子崧、僧上振的题跋全文。录吴幵跋文如下：
“杜 唐弼出眉山苏公父子与其先书十一帖以示予。君懿于唐弼，曾大父也。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道源以父任簿其官，有子孟坚，践世科道源，优游侍旁。时过予舍。孟 坚官于黄，子瞻适谪居，道源过之游，相好也。孟坚金陵丁外艰，子瞻赴英州，阻风石头，唐弼方少，往见，从容累日，所为求哀挽者。子瞻交接杜氏四世，观其书 可以识其年。晚与孟坚《江上帖》，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盖似其暮岁之文。然不数月而病且死矣。唐弼材而贤，能世其家者。建炎己酉闰月庚辰魏郡吴幵识。”
建炎己酉是1129年。 上跋中提到的杜君懿、杜沂（道源）、杜传（孟坚）、杜唐弼是祖孙四代，与苏洵、苏轼都有密切交往。此跋明确地揭示出《一门册》的肇始，乃是杜唐弼所执的 “眉山苏公父子与其先书十一帖”。跋中还留下了这十一帖的内容线索。苏轼“交接杜氏四世，观其书可以识其年”，说明这批苏轼信札涉及杜氏四代人，且皆可按 信中所载之事确定书写时间及受书人。《一门册》中苏轼五帖的内容、收信人和书写时间，也都可对应于吴幵的跋文。如“道源以父任簿其官”对应于《宝月帖》中 的“令子监簿必安胜”；“道源过之游，相好也”对应于《京酒帖》和《啜茶帖》的内容；“孟坚金陵丁外艰”对应于《令子帖》中的“送十缗省为一奠之用”， “子瞻赴英州”对应于《令子帖》中的“患难流落中”等等，这些可认为是杜唐弼示吴幵的苏氏致杜氏十一帖的骨干。
笔 者也注意到，吴跋中的几个细节在苏轼五札中并没有出现，如“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唐弼方少，往见，从容累日，所为求哀挽者”，及“晚与孟坚《江上 帖》，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等。说明吴幵还见到了现存《一门册》中苏轼五帖之外的墨迹。那么我们能否根据吴跋和其它文献，找到《十一帖》中的其它祖帖 呢？
吴幵提到的《江上帖》，真迹尚存，是屡经出版的名帖。
苏轼《江上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四家真迹册》之一。书写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与杜传：轼启，江上邂逅，俯仰八年，怀仰世契，感怅不已。辱书，且审起居佳胜。令弟、爱子各想康福。余非面莫既。人回，忽忽不宣。轼再拜知县朝奉阁下，四月廿八日。
我在明刻《晚香堂苏帖》找到了《令子帖》及另外两帖，书法极相似且内容密切相关，未具受书人名。姑名之《潸然帖》和《哀挽帖》。
苏 轼《潸然帖》，见《晚香堂苏帖》。释文：轼启，昨日令子见访，始知道源倾逝。怀想畴昔，潸然焉出涕。奈何奈何。想孝爱之深，何以堪处。轼自获谴以来，所至 未尝出谒，虽地主亦不往谢。今来无缘往吊，惭负深矣。忧患所缠，恐畏百端，非有简于左右也。千万亮察。令弟各安否？且祝节哀强食，毋重堂上之忧。不次，轼 顿首。
苏 轼《哀挽帖》，见《晚香堂苏帖》。释文：轼启，前日叠辱手谕，感慨弥日。又数承令子见访，不得及时裁谢，悚息之至。两日热甚，孝履何如？计哀苦不易易。示 喻哀挽固当作，但新以言语得罪，且更少徐之耳。必亮此意。无缘诣别，千万节哀强食。流汗不谨。轼再拜至孝奉议阁下。六月十日。
孔凡礼《苏轼年谱》将《潸然帖》及《令子帖》系于元丰五年致道源，误。其关键是对“轼自获谴以来”的时间判断。苏轼曾二度获谴，第一次因“乌台诗案”，出狱后贬黄州，时元丰三年（1080）， 杜道源之子孟坚任黄州法曹，当时三人的交往记录见《京酒》、《啜茶》等帖。又苏轼有《武昌西山题名二首之一》，记载“江綖，苏轼，杜沂，沂之子传、俣游。 元丰三年四月十三日”，故“始知道源倾逝”绝非此时。所以，刘正成判定《令子帖》书写于苏轼第二次“获谴”之时，即绍圣元年受贬去南方的路上。既然“道源 倾逝”，又谈及“令子”，且劝受信人“毋重堂上之忧”，则收信人只能是杜传了。且与吴幵“孟坚金陵丁外艰，子瞻赴英州，阻风石头”的记录一致。
孔 凡礼《苏轼年谱》将《哀挽帖》定为元丰四年与“郭至孝”，即《廷平郭君帖》中的“郭至孝”，误。“至孝”在此并非人名，是指为孝顺的意思。且从书法上看， 与《廷平郭君帖》截然不同，却更为接近《令子帖》。从文意上看，则与《潸然》、《令子》二帖相承。所署时间“六月十日”，又与《诗集•卷三十七》同年所作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时间相合。其中“又数承令子见访”、“示喻哀挽固当作”与吴幵跋中所记“唐弼方少，往见，从容累日，所为求 哀挽者”等事可一一印证。
从 叙述上看，《潸然帖》当是孟坚遣子唐弼向苏轼告知道源去世消息后，苏轼写给孟坚的第一封信，说明自己受谴途中的窘迫并为不能亲往祭吊致歉。孟坚随后可能再 遣唐弼请苏轼亲吊，《令子帖》则是说明患难中的苏轼确实不能前往但送了丧礼。《哀挽帖》或许是孟坚再遣唐弼致谢并求苏轼作挽词的答书。三帖书风一致，也可 印证书写时间及境况的相近。
《潸然帖》和《江上帖》中除提到了“令子”唐弼，还提到“令弟”，这是上文所引元丰三年《武昌西山题名》中的“沂之子传、俣”中的杜俣，《苏轼年谱》述杜俣是甚详，可参考。
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说“册前有老泉《临顾》一帖，卞氏拆去，未得一见”。我在《晚香堂苏帖》找到了《临顾帖》的图像，其文字和《式古堂书画汇考》的记载一致。
苏洵《临顾帖》。见《晚香堂苏帖》。释文：洵顿首，前辱临顾，未由诣谢。承惠教，祗增愧悚。晴暖，尊体佳胜。旦夕走。前次人还，且此布谢不宣。洵再拜。君懿郎中仁兄阁下。钱已如数领讫，何用忙也。
老 泉是苏轼之父苏洵，“君懿郎中仁兄阁下”正好对应了吴跋之中的“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赵子崧题跋，更说明了苏洵《临顾帖》就是《十 一祖帖》中第一帖：“老苏先生书世罕见，今始获观笔法。……杜君唐弼出以相示，且请题其后。己酉闰八月三日，长沙何行中、东都赵子崧同阅于凌江物不迁 斋。”赵子崧为赵宋宗室，是南宋重臣，己酉为建炎三年（1129 ）。值得注意的是，《临顾帖》的书法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洵《致提举监丞帖》和《陈元实夜来帖》明显不同，而这两件墨迹上的“洵”字签名历来有所争议，所以，《临顾帖》的发现意义重大。
这样，加上《江上帖》和《晚香堂苏帖》中的《临顾》、《潸然》和《哀挽》三帖，我们就恢复了《十一祖帖》中九帖的内容与书法。那么还有两帖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门册》中王安中的题跋：
唐 弼杜氏自其曾大父四世与眉山三苏游，书帖俱存。绍兴癸丑中秋，安中过惠州，登白鹤峰，拜东坡像。观壁间诗文：则皆后人追书。求公翰墨已不可得。后十二日， 邂逅唐弼于潮阳，出此卷相示。一翁两孺千载不没之气，凛凛在目。犹恨独无叔党字画。方求类于旧门，顾小坡之不在。龙驹已逝，骏骨万金。亦可为叹息也。
王安中年轻时尝师事苏轼，绍兴癸丑是1133年， 比吴幵题跋晚了四年，他们看到的应是同一组信札。这里记载的是王安中至惠州白鹤峰的苏轼旧居凭吊后邂逅唐弼，得观其十一帖。其中“一翁二孺”又“独无叔党 字画”，只能是指苏轼、苏迈和苏迨。因白鹤峰与苏洵无关，所以王安中没有提到老泉一帖。《一门册》中有苏迈《台眷帖》，但并无苏迨帖。另外，苏迈生于1059年，而卒年失考，跋中“龙驹已逝”的记录，可为苏迈的卒年定出下限。
那么，《台眷帖》是否为《十一祖帖》之一呢？《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的发僧上振题跋云：
右 苏氏一门真柬杜氏四世者，意高笔古而老泉尤胜。然皆骎骎于晋唐之席矣。尾有王安中、吴幵、赵子崧三跋，……但原本十版止老泉东坡颖滨三人而无叔党，……兹 余既得叔党诗笺，且得伯达手简，亟命重装合成一册。夫以三世之遗墨，越数百年之久而诛连璧合于一旦，岂非造物者为眉山巧作因缘也耶？发僧上振跋。
这位僧上振，是明末清初的惠州人，是卞永誉之前的藏家，在《虞初新志》卷四的顾彩《焚琴子传》中，提到了他善于弹琴。这也说明，南宋至明末，这套遗墨一直都在保留在惠州。
僧上振明确提到，苏迈、苏过二帖是被自己合装入册的。苏轼《潸然》、《哀挽》二帖和苏迈、苏迨二帖的拆去，苏辙四帖的羼入，在上振合装之前已经发生。苏辙四帖和苏过帖上的曹氏印，又说明这次重组发生在曹溶时期。
应 该指出的是，今人研究、学习书法和书法史，对明代刻帖一般都不太重视。如对于《晚香堂苏帖》，就普遍认为遴选、刻制不精，即使如《中国书法全集•苏轼 卷》，也没有采用其中任何一件作品。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些刻帖中多存流传有序而现已失踪的墨迹留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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