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需要“教材”吗?(转载)
(2010-03-29 16: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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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综合实践活动 |
——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的几点思考
一、不同的声音:
1、纲要:学校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第三部分内容领域中有这样一段话:“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指导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与实施的课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着眼于宏观指导并研制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并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学校要根据纲要所设定的基本框架规划学生活动的基本类型、基本内容和具体活动方案。”[1]
2、专家视点1:不能没有“教材”
一位资深的教授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课程以一定的课程资源为前提,然而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设计者对课程资源问题却没有给予较好的解决,设课之初即过分强调要由学校教师和学生自行开发,为防止活动的学科化倾向,对应不应为学生编制适用教材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使得课程资源建设问题始终成为制约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际上便沦为‘三无’课程(即无教材、无教师、无课程标准)的状态,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课程的健康发展了。”[2]
3、专家视点2:警惕教材带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科化倾向
郭元祥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学科化、教材化的倾向,教师对“预设性教材”的依赖性太强。据本人搜集和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各地开发了综合实践活动的各类“资源包”或“学习手册”达27种之多。有的是由省地市教研部门组织编写,有的是由研究机构或社会人员组织编写的,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就是把1992年以来编写的活动课的教材改头换面通过行政手段推向学校。调查表明,教师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的确需要必要的“资源包”,离开了所谓的“资源包”(实质上已经呈现出学科教材化的倾向),87%的教师觉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好上”、“难教”。看来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活动资源包,是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有超过一半的教师就与学生围绕这些“资源包”在教室里“讲”或“教”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科化倾向在许多中小学比较严重。[3]
4、一线的声音:辩论中的众说纷纭
2007年9月15日2007秋季远程研修班山东威海张文静老师就“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否需要‘教材’”的问题,发起的一场辩论。一线教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教师观点一:不能编教材
孔俊丽:综合实践活动是以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发掘课程资源的,而非在学科知识的逻辑序列中构建课程。它以活动为主要展开形式,强调学生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实践建构个性化的知识经验。如果有体系化教材的编写,它离开了学生对经验的亲身建构,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必将丧失活力,淹没智慧。
王丹丹:如果综合实践课程要编教材的话,那么教材应该由谁来编写呢?由学校老师还是国家教材编委会?如果是老师,那么年年都用一套教材还是一年一改?如果是国家教材编委会,那他们编写的教材又怎能适合不同地区学生的各种需要呢?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能编写教材,也没有必要编写教材。
孙发梅:我觉得不需要教材,因为教材是死的,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内容应该是活的。在这堂课中学生要起主导作用,不应局限于教材。
张国泰 :我认为不需要教材,教材无法考虑到学校、学生、教师、地域等差别;就丧失了课程的实践性,生成性等特性,僵化了教学行为,束缚了活动的空间。
教师观点二:需要教材
李晓红:从教师角度考虑,对教材的呼声较高。综合实践活动课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陌生的,空白的……没有教材的指引,他们的眼前一片漆黑啊。他们不敢走,甚至走错了路……
房秀琳:我认为应该有教材,虽然不一定要照搬教材,但它可以作为拐杖,让老师有个支撑。
卫娟:我认为应该有教材,起码要给指导教师一个“拐棍”。教材是死的,可是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教,可以科学的删减和增加内容啊!经过大家的努力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教材不是可以越来越适用了吗?
答智勇:我主张要有教材,如果没有教材,我们一线的老师找不到方向的话,要么工作负担很重,要么也就不知道如何去做下去,最终让实践课变成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或是让实践课上成语文数学课等。但是有教材也不能等同于只教教材,而应该是立足于参考教材来教。
姚春花:我觉得还是要有教材的.现在刚刚开展这样的活动课有很多的老师都不知道从何教起,有时有课本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教,如果没课本那真的是一脸黑了.
……
二、基于现实的思考
(1)为什么不叫“教材”叫“资源包”?
基于对纲要的解读,有些学者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开放性、生成性的特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应该有相对固化的“教材”,至少不应该出现全国统一,地方统一的宏观“教材”。显然,部分老师也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为了避免与纲要冲突,同时又为教师提供课程资源,部分地方将区域性的所谓“教材”命名为“资源包”。
而名称的变化背后是对于如何利用“教材”的立场变化。按当前的理解“教材”远远超出了“教学材料”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教材”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教学研究更多的指向对“教材”的揣摩和解读,因此,“资源包”这个称谓本身就说明此教学材料仅供参考,具有更多选择性与可塑性。
(2)课程资源等于“教材”或“教科书”吗?
尽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有生成性、开放性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需要课程资源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需要更丰富的课程资源,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课程资源是不是就等于教材呢?“应不应为学生编制适用教材”的问题是不是等价于“课程资源建设的问题”呢?课程资源就是学生人手一本的教科书(课本)吗?那么,什么是教材?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课程资源?是否“无教材”就意味着没有课程资源,课程就无以为继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建构对“教材”“教科书”“课程资源”的理解。
“课程资源也称教学资源,就是课程与教学信息的来源,或者指一切对课程和教学有用的物质和人力。”[4]
而“教材”在《新华词典》中解释为“根据教学要求编写或选定的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的统称。”
“教科书”是指“根据学科教学要求编写的供教学使用的正式课本。一般由国家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定。”
显然,课程资源的概念比“教材”更为上位,而学生用的“教科书”只是“教材”即“教学材料”的一个方面。因此,如果把课程资源的开发窄化为“教科书”的编写是有问题的。那么,需要考虑的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材”或是“课程资源”到底是指什么?
3、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是谁?
按照纲要上说,学校组织的开发工作是基于国家“纲要所设定的基本框架规划学生活动的基本类型、基本任务和具体活动方案。” 为提高课程资源开发的“丰富性和适切性”,学校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
在当前在实施中,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部分区域直接将学校层面的开发责任和权利下放到教师,变成了由教师和学生自主开发;二是部分区域开始采用地方统一编制的“教材”。
第一种情况遭遇的是教师与学生自主开发精力和能力的问题,尽管学校已经有多年活动课程开发的经验,老师们在类似班会课这类没有具体“教科书”的教学中,也无意识地尝试过主动寻求教学内容的类“开发”工作,这些创造性的经验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的基础,但这些萌芽状态的课程开发意识还不足以应对系统的、规范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而长期以来分科的局限,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看作全新外来的学科的想法,也为教师们综合地理解与开发课程资源增加了难度。加上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解不足,部分专家对课程资源开发脱离中国国情的神秘化的宣传,又得不到必要的技术支持、精力的限制等等因素,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自主的课程资源开发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如果依托学校来开发课程资源,是否需要考虑到学校层面的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如果学校缺少规划,将它理解为老师层面零星的个体开发,势必影响课程实施的系统性。
学校和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资源开发与选择上,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在欣喜的同时,更多的是疑惑,当前学校、教师在离开了专家提供的“教材”后,有能力和精力开展课程开发的工作吗?
令人矛盾的是,学校和教师课程开发能力的培植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学校和老师获得课程开发自主空间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开发课程的压力和权利的条件下,学校层面的课程开发的创造性才得以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地方编制的所谓“教材”在课程建设的前期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帮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不得不警惕,它对教师课程创造能力的限制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编制什么样的教材,即能满足当前教师的需要,又为教师创造课程留下足够的空间,是问题的关键。
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拐杖”?
如果编制“教材”是解决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问题让课程健康发展的良方,那么什么样的“教材”才能达成唤醒教师自主的课程意识目的呢?
由于固有的“教教材”观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老师们在没有具体安排到一课课内容的“教材”情况下,存在一个无所适从阶段,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正经历着老师们“教材观”变化的艰难历程,在过程中,教师需要更广泛的资源支持和更具体的帮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资源呈现的形式和目标如何立足于教师自主开发能力的建设和有效的资源转化运用能力的培植?
那么,当前的“资源包”和“教材”是否能满足老师的需要呢?
笔者在收集各地资源包的过程中,发现相当一部分“资源包”或“教材”就是面向学生的人手一册的“教科书”,有的是以课为教学单位,有些以“主题”形式呈现,尽管在编制过程中,也比较关注过程性方法的引导,仍感觉局限性很强,开放性不足。有些就是以前活动课教材的翻版,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题组织的结构逻辑相违背。部分资源包的出版缺少相应的教学跟进服务以及给予教师必要的教学支持。部分地区出现了基于本区域优秀案例,以教师为服务对象的“教师参考”用书。
老师需要什么样的课程资源的支持呢?在辩论中,老师们这样表达着自己的需要:
宋修军:对我们而言,现在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教材,倒不如说是指导丛书。关于理论性的内容在好多材料上都可以看到,就不需要重复了。指导丛书将会把一些共性的、教师急需的东西编印出来,教师只是把这种丛书当作一种工具而已。而各学校仍然运用自己原来的主题下的系列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和学习。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将继续编印适合于指导学生学习和活动的丛书。
于晓丽:不妨来一个“活页教材”,让教师自己来开发,自己来编写,并在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修改。
答智勇:我主张要有教材,体现了教材的指导性原则,实际可以考虑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师教材,指导教师怎样组织活动,提供一些活动组织、指导、引导方面的参考思路或案例介绍;一部分是学生教材,介绍如何针对问题开展活动,也给一些相关资源和参考,但是不能把问题定死定细,要尽可能的留下充分的拓展和发挥的空间,也给指导教师提供一些针对地域和学生特点进行优化选择和补充资源的空间。如果教材定死了研究问题,那么回旋的余地小,就会让活动流于形式,活动开展也容易走向沉默。
三、我们能够做什么
1、共建与共享资源库
既然课程资源的开发是课程实施的必需,那么谁来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资源呢?等着专家编制好的“教材”吗?“等待丝毫缩短不了距离”,自主构建才是出路。
不仅仅是专家基于理论层面的开发,更多的是在专家引领下,教师参与的开发,或是教师群体共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防止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开发,一方面有必要建设全国性更大范围的资源共建与共享的平台,比如http://ipac.cersp.com/中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网等,尽可能多的集成各地资源,为教师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同时为增强资源的适切性,倡导组织区域性课程资源共建与共享的机制。
2、寻求丰富的生机的资源呈现形式
课程的实施必须以一定的资源为前提,什么样的资源呈现形式是可能、有效且具有参考价值的呢?
丰富:仅有固化的学生“课本”作为“教材”,形式单一,无法满足教师实施中的需求,它仅仅是课程资源的一部分,教师需要更丰富的资源支持,比如,一些操作性的方法指南,指导手册,同一主题多种可供参考的操作指导,相关的案例的视频等等。
动态:课程资源一方面反映了当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现状,同时,随着课程研究和实施的进一步深入,体现出持续的发展,能够反映出课程实施的最新动态,因此,教师更需要活页式,非知识体系的,操作性强,可以不断更新的资源的支持。教师不仅能在课程实施中使用这些资源,同时又在教学不断丰富和修正这些课程资源。
3、形在此,意在彼
“教材不是终极的追求”,即使当前为教师提供预设性的“教材”,也只是一种过渡,一根“拐杖”,最终还是要独立“行走”,所以, “教材”编制的目的不是限制教师的思维,在教学研究中,不鼓励教师把精力放在依从“教材”“阐释教材”上,更重要的是促进教师课程开发意识的形成,建立科学的教材观,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步生成教师自主开发课程能力。
好的“教材”应该一方面能够反映课程纲要的追求,具有体现课程核心理念的体系,同时,又为教师创造性的使用留下空间。
如何使用好“教材”有时比提供什么样的“教材”更为重要。在辩论中不难发现,当前,教师已经不再“迷信”于“教材”,已经初步意识到“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敢于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对教材进行必要取舍和改选,不要让“教材”成为孩子们的世界,而要让孩子们的生活成为活生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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