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汗津津地抱着一架古琴，拖着一口箱子挤上了公交车。车上的座位都已经占满了，看来这一路要站着了。车子起步了，猛然，来了个急刹车。我虽然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却还是被甩得一个踉跄，感觉脚后跟仿佛没有在平面上着陆。我条件反射般地转向，很快地说了声对不起。“没事。”那只可怜的脚的主人随意而温和地说了声，随意地有点令人诧异，仿佛每天都被人踩脚一样。映入眼帘的，是古铜色的面孔和带点尘土的衣服。这就是城市里人经常说的农民工。

    有人在打手机，哗啦哗啦的讲话，有人在抱怨这车开的太快，有人在和一同来的老乡聊着天。外面的车辆呼啸着经过，汽笛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大嗓门穿越所有的嘈杂，响起来：“大家把所有的箱子都拿到后面去，不要放在中间，防止出现事故！”她个子不高，略微有点发福，穿着青色的制服，在公车中间的杀出一条路，从车厢的前面穿到后面。她灵活地平衡着身体，克服着司机同志过山车般的开车技术带来的不便，对着有点不知所措的乘客发布命令。有人小声嘀咕着质疑她的权威:“把箱子放后面丢了怎么办。”我皱了皱眉头，心想，唉，这北京的大妈们，说话都是大嗓门儿，一点儿也不和气。

    “你，把这个箱子拎到后面去。”她命令我说。可我正在尴尬地与我长达一米多的琴和时不时要让人飞起来的司机玩平衡游戏呢。我向她露出了一个无奈的微笑，“我实在腾不出手来。”她上下打量了两秒钟，说，你等着，我给你拎。

    我好奇地看着，发现她终于排除万难，凭借着售票员的权威、良好的指挥和灵活的身段在公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架起一座行李的小山。------这车是从火车站发车的，乘客大都大包小包。最后她喊：“你们谁帮那个小姑娘拎一下箱子，看她挺瘦的拎不动。”我莞尔，趁着司机过站停车，把箱子拎过去通道，站在后面的两位男同胞立即接过了。

    她把全部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了，就开始张罗卖票。有条有理，一丝不苟，麻利干练：“你几个人，几个箱子到哪？一人一箱子是吧。一共四块”。“你去哪儿？”“西直门。”“这车不到西直门，到东直门。”“喔，我到东直门。”我在一旁乐了，看来这位大哥是刚到京，也许是听某个老乡说这趟车，却记混了终点站。她也噗嗤笑了，脸上的表情很舒展。我看着她熟练地拿着票夹卖票，不由得想，她做这工作有多久了？她头上夹杂着几缕白发，应该也有五十多岁了，她的孩子有多大了？

    终点站。下车了，临走说几句话：“这车还挺绕远的呢。”“可不是嘛。”“阿姨再见，一路辛苦了。““没事。带这么多东西，小心点。”

    喔，北京大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