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福，不是长命百岁，而是生命的价值和极限有着通达的理解；所谓福，不是高朋满座，名车豪门，而是有不离不弃、志同道合的益友；所谓福，不是家财万贯，而是身心不为钱财所累；所谓福，不是众星捧月，前呼后拥，而是在对真理的臣服中找到心灵的皈依处；所谓福，不是才高八斗，文采飞扬，而是在了解了自身的卑微之后，发现理智不能达到的极限；所谓福，不是人情练达，滴水不漏，而是把头脑用在对真理的学习上。所谓福，不是平安无事、舒服放逸，而是有宁愿把自己的内在生命搅个天翻地覆的勇气；所谓福，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当遇到良师时，有敞开内在，面对恐惧的安忍；所谓福，并不是被大众认可，而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时，依然不疑内心的坚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现在的人福气可真薄。

   我看妙境老法师所讲的《摄大乘论》，里面讲无著菩萨，当初刚出家，修小乘，修的不相应，就气得要自杀；又讲他的弟弟世亲菩萨，以前不信大乘法，结果听闻了大乘法之后，很后悔以前诽谤大乘，要求别人把他的舌头割掉。这类爱法不爱身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当年禅宗二祖慧可的断臂求法，为求慧命，不惜身命。闭上眼睛，自己想象一下，拿把刀，在大雪天里，把手臂给割下来吧……

    真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菩萨们的求道的勇气。惭愧。

    非但求道如此坚决，在传法的过程中，也要有大无畏的精神。

    有些人说，要宣扬佛法，就要先从社会高端精英人士做起，这样就地更多的影响大众。可是有道是“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在传法的过程中，如果一味顺应，出世间法是很容易为世间力量所左右和染污的。

    有人说，在中国，佛法的推广与佛法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关系密切。我对这种所谓的社会传播学观点嗤之以鼻。

    请随我想象一下当年达摩祖师见到梁武帝的时候吧。有道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梁武帝见到个从佛陀故里来的高鼻深目黑皮肤的印度人，当然要奉为上宾，看看有什么法宝。双方坐定，这皇帝把自己建庙供僧的事摆出来一顿炫耀，沾沾自喜地等着达摩祖师夸他是皇帝菩萨。可是，大老远儿来的达摩祖师习惯了说真话，对向皇帝说漂亮话的事丝毫不感冒，把梁武帝弄的心里很是不爽。然后，当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达摩祖师挥一挥衣袖，把漂亮的宫殿留在身后，把锦衣玉食留在身后，直接跑个深山旮旯，餐风饮露，面壁去了。我很杞人忧天地想一下，他可是南天竺人，印度那么热，他跑到中国来，大冬天，寒风刺骨，洞穴外面还下大雪，咋办呢？这可是让习惯了抽水马桶、暖气空调的现代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我们问一下，达摩祖师当年社会地位如何？无非就是一天天深山沟里对着墙坐着、胡子拉茬、头发乱七八糟、衣着破烂的老头儿。别提没车，连房子也没有，对了，连户口也没有，还是个外来人口！你说当初他要是给皇帝溜下须，这些不都早解决了？这位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被神话了的祖师，用一生的苦行，守护着禅宗正法这一无上的珍宝。我们知道，世间的珍宝是因为世人的认可才有价值，然而，正法这一珍宝却永远不是因为世人的认可才有价值的。祖师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佛法，是不能标价的。

    回到一开始提出的福报的问题来。你说这梁武帝是有福还是没福呢？贵为天子身，却白白错失听闻无上甚深微妙法的机遇，这说明了什么？那你再说这达摩祖师是有福还是没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