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的散文、诗词、书画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然而他仕途多舛，一生飘泊，当年近六旬时还被贬至惠州、儋州。“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是他六十六岁北归时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苏轼从幼年起即习儒术，希望以儒家济世精神，来解救无数苍生。政治上的挫折，使得他空有抱负，难以有一番作为。在连番被贬时，儒家思想无法解决他的苦处，他只好在释道思想中寻求寄托。由于释家本身具有消极避世的特质，加上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此二点，正好符合了东坡喜爱自然生活的个性，因此，虽被贬至岭海，却正好提升了他的释道思想，使得他的释道思想更为深入。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国儒佛道三家提出过不同的解决途径，儒家以入世进取为基本精神，《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作为必要的补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又与儒家“穷独”相通，苏轼对此三者，兼采并用，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鲜明特征。苏轼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是其基础，充满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济世精神。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造的建树融合为一体，并确立为他早年的人生目标。他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接踵而至的政治迫害及社会人生的种种矛盾，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便渐渐倾向恬退。“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后，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的思想原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却起到了复杂的作用，此时的他对佛老思想的吸收是有所选择的保留的，当时的代表作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而且他并没有放弃经世济时的儒家思想。总的说来还是执着现实，关心时事的，在被朝廷“放归”时还想到功业未建慷慨悲歌：“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是黄州生活的继续，使苏轼更加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这时，佛老思想已成为他的主导思想，而且比前有所滋长，“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他似乎想超尘出世，远离人间了。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可见诗人在出入之间徘徊后已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了。

    苏轼对佛学的接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他将儒、释、道融为一体寓藏于他精美的文学创作中，人们很难对他的作品思想作出精细准确的判别。“但是宋代性命之学离不开佛学的思维方式”。苏轼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派别－－禅宗的繁盛期。宋朝统治者虽推崇儒学，然亦尚佛道，以争取士众。宋太祖、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皈依佛门，太宗自称佛子再世。北宋名臣兼著名文学家杨亿、范仲淹、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无不悦禅习佛。从地域上看，苏轼的故乡眉山离成都不远，而成都又是西南的大都会，佛事最胜；从家庭看，其父苏洵曾问法于庐山居纳禅师，其母程氏也笃信佛教。苏轼赠其弟苏辙的诗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伽文”从他一生的交游看，苏轼受到过居士王大年、张方平的影响，以与高僧契崇、怀琏总有接触。因此佛家思想在苏轼的思想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在苏轼一生的官海浮沉中，佛学对他的精神助益是不可忽视的。他甚至常常能于山水的静观默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佛身，溪声浪语无非佛法。法轮常转，岂分昼夜？“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在早年已有佛学思想基因的作用下，归诚佛僧，在岭海时期，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的巨大和鲜明，使他嚼尽了种种人生况味。元佑时，二十几天间由登州赦还，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升到翰林学士侍读，荣宠得来迅速，连他自己也不免愕然。绍圣时，从定州知州南贬，先落两职，追官以左朝奉郎知黄州；旋即又降为左承议郎；途中又贬建昌军司马，再改贬宁远军节度副使，三改谪命，确乎需要超凡的承受能力。这种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独处，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中，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他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的反差，他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噩梦，他只有拿佛家的思想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

    在岭海诗中，苏轼屡次说自己生而“无待”，准备“俯仰”了世。是苏轼饱经了人世沧桑，对生活进行了深刻反思后而树立起来的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不仅丢弃了现实中具体的功利目的，甚至对生活的终极目的也无所驻心，只是以一种不喜亦不惧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求得个体的生命实现。这种精神在他的诗中，呈现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齐得失、忘祸福，一是对日常生活进行充分的情感体验。他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在他看来，不论胜还是败，都是人生之游的表象，意义只在“游”，而不在“游”之外的成败，姑且如此，不必做更多的思考。于是他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具存亡。”既然有无统一，那么生与死之间就失去了绝对的极限。

    对恶劣的生活环境苏轼以一种旷达，幽默的心境来对待，困苦的物质条件更让苏轼增加了对整个人生的理解。苏轼遭贬岭海后，常以佛家思想与险恶命运抗争，“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在政治逆境中自我解脱的的精神武器”⁾，他引抱朴子为师友还以佛法的世界观观察世界，看待人生。初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当地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经游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山翁。”儋州地处海南天涯，环境之恶，生活之苦远远超过黄州，“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大率皆无耳”。的确，此刻的苏轼已切实痛感到“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然而，他的随遇而安的精神实质，无论位在庙堂之上，或者一再被贬谪，他都能够抱着乐观旷达的态度。当时他作有一诗与子由，“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被贬谪至穷山恶水的蛮荒之地，东坡居然还安慰子由，应该要感谢皇上的恩典，使他们隔着辽阔的海洋，还能远远地相望。这种旷达自适的胸怀，实可让一生乖舛困蹇的东坡，挣脱出一条精神的出路。苏轼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东坡登上地势高耸的海南，远眺北方中原，心情顿时跌宕，茫茫前程，何处才是最终的依归呢？然一剎那间，他那旷达的襟怀便摆脱了抑郁：“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的确，以乐观的态度来观照天地宇宙，人就如沧海一粟罢了，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苏轼在风雨人生几经坎坷，政坛宦海几度沉浮，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总感觉一种欲进不能，而欲退也不成的深沉苦恼；一种面对现实企图超脱而又无法真正超脱的感伤情绪；一种对人生试图解脱而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解脱的怅惘心理。于是只有在老庄那里寻找答案。他们把儒家的精神、道教老庄的处世哲学和修行方术糅合在一起。特别是受贬遭谪之时更亲近老庄，怀念那庙堂的清静和神灵的公正。老子的重生轻物思想是他们对身外之物藐视心理支柱，淡化做官心理，“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是他们困苦失意时的慰藉。庄子逍遥境界也给苏东坡一种跳出圈外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气派。“析尘妙质本来空，更积微阳一线功。照夜一灯长耿耿，闭门千息自蒙蒙。养成丹灶无烟火，点尽人间有晕铜。寄语山神停伎两，不闻不见我何穷。”⁽²⁷⁾这首诗是描述闭门炼气，打坐炼丹的表象和感觉。也许是神仙炼气的典故和传说，也许是他练功方法和经验的写照。即说明修炼内丹“全部努力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荣辱、祸福、穷达、得失在苏轼眼中已是过眼云烟，苏轼在他的《迁居》一诗中所写：“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呐。”既然整个世界都是瞬息间一生一灭，即使是宇宙之大也是有涯际的，但世间万物的生存也跟蚊呐的呼吸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么一想，那就一点也用着戚叹和悲伤了。这种胸无芥蒂，超然物外，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拘牵；不为生死，得失所烦忧的精神是苏轼饱经了人世沧桑，对生活进行了深刻反思后而树立起来的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思想不仅否弃了现实中具体的功利目的，甚至对生活的终极目的也无所驻心，只是以一种不喜亦不惧的心态去对待。正因为苏轼有着“齐得失、忘祸福，混富贵、等贤愚”⁽²⁹⁾的超然精神才会在“疾病抗寒宜死矣”的非常境况中顽强地生存下去，才会在后期诗作中表现出一种超然、清淡的境界。

    生活经历的各种灾难让苏轼对政治死心，在谪居岭海的日子，诗人沉醉于体验生活的乐趣、忘情山水的淡泊中。此时，有着和自己相同命运的陶渊明成了他研究、学习、效仿的对象。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东坡在海岭时期，最喜欢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予读尚书《玉津杂诗》有云：‘坐臣将何物，陶诗与柳文。则前人盖有与暗合有矣。’”当他从陶渊明的诗中发现陶与他有着同一命运，因而引起共鸣。他在寄给弟弟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所谓“独好渊明之诗”也是有感于陶的为人与生活态度及其道德风尚和思想情操；有感于“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有感于他能认识当时的黑暗现实，并与之决裂而弃官归田，依赖躬耕度日，保持高尚而纯洁的人格。因此，苏轼在后期不仅形式上模仿陶诗，而且他在岭海时期完成了一百余首和陶诗的创作。苏轼以陶的题材内容与自己生活环境相似的诗作若干韵和的诗，力求思想内容接受陶诗。他学李、杜、韩、白诸家诗，各有所取，不甚求形式，而和陶诗则从语言、表现方法直到艺术风格进行全面的模拟，在主观上刻意求似，亦步亦趋，在很多和陶诗里确实到了神符形似的地步。因此，苏轼所说的陶渊明诗风的“质癯”，其实也是他后期即海岭时期诗的艺术风格。如他的“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其真朴之风与陶诗极其相似。“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诗。苏轼后期也很推崇韦应物与柳宗元诗，他向往他们温丽、简古、澹泊的诗境。韦、柳的诗含蓄深蕴，他晚年在惠州有一首用韦诗韵并效其体而作的《寄邓道士》。苏轼关于柳诗的题跋颇多，且是其“南迁二友”之一，在他看来，“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他最后将韦、柳、陶揉合一处，体现在和陶诗诸作中。回归自然，呈现一种淡泊、自然的心情，是苏轼学习陶、韦、柳诗的原因。

    山水寄真情，若乐寓躬耕。诗人初到岭海，南国的奇异风光开拓了他生活视野，使他获得一个新的天地。亲身感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生活情趣。“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这是在赏梅；“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这是在酿酒；“日初下照，潜鳞俯见。意钓忘鱼，乐此竿线。”--这是在垂钓。此景此情，是苏轼真正体会到“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的生活真谛。这与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那种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心情是同一写照。苏轼认为，山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它的身上。然而，他也从大自然中获得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赏受，领略人生哲理。他把岭海当作自己的故乡，他说：“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并非真的以为海南是他的“故乡”，而是说故乡在自己的心中，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其次，对待不足为外人道的日常生活小事，他也感到津津有味《谪居三适三首》是典型代表。记理发梳头的感觉是“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记午睡是“身心俩不见，息息安且久”。其实，他不仅拘于庸常的描写，细揣此诗，既可看到诗人从中感到生命的领悟和快慰。苏轼这种对生活只做情感体检，使每一件具体的事，不论是大是小，是否重要，都有同等的意义，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中，苏轼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象后面的本质。这种精神实质在他的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空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体现了他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审美特色。

显然，岭海时期之所以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是苏轼对于生活的反思，他和陶渊明相似的人生命运让他看到从前的生活无价值、无意义，是误入歧途，那么诗风就应随着新生活的诞生而改变，岭海时期的苏轼已完全摆脱了对外在功业的追求，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领悟中。达到了悦身悦志的境界，这一境界的作品不要求华美的词彩，不要求新颖贴切的意象，不要求浓裂的情感，甚至不要求“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味外之味”。而是要求平淡自然，淡远尘寰，使人在宁静淡泊中体味到一种恬然澄明的心。因此，到苏轼晚年时，他的作品已经达到“淡泊”中有“至味”的妙境，“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时一微吟，清风飒然，顾同味才难得尔”。从生活实践而不是从纯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蕴，这是苏轼思想的特点。而这个思想特点，使他的晚期作品表现出来的一种质癯、清淡的风格。

    “思我无所思、人生本无待”，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均无所挂心。“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既没有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认和追索，也没有自然的回归和同化，只是走向内心，一种心灵的自由。苏轼在海岭时期表现了一种“我不论吾谁”的心灵的自由，解除一切束缚心灵的桎梏，以一颗赤裸裸的心灵来贴近生活。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对政治的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退避”。他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从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佛家思想的“看破红尘”让人心生冷意，而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让他举棋不定，于是他反复咏叹“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梦”。在这些咏叹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追逐心灵的自由，他不再束缚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平淡而又率真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他诗词风格也从前期的婉丽，中期的豪放转化为晚期的清淡自然，没有华丽的词藻，有的是质朴的语言，但这些语言中，涵含着却是苏轼对于整个人生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是苏轼在海岭作品中把佛家的“超脱物象、回归自我”精神思想融会贯通，创造出来的新一种“无思、无待”的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  王水照 崔铭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  王水照著《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第1版

3　林语堂《苏东坡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4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第1 版

5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6         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

7《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教学用书2004年2月

8  马积高　黄均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5月第1版

9  邓魁英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 版

10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出版2003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