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来常引夹毂，华出入乘牵车，从者不过二三以矫之。尝于城内相逢，华阳不知是邵，谓左右：“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牵车，立于道侧；及邵至，乃惊。邵白服登城，为华所纠，坐被征；华代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南史》卷二十三《王华传》：

是为无事生事，以及小题大做。如仪仗，是刻意划分自己和张邵；如道逢，是刻意挑拨义隆和张邵的关系。——请注意一个争权者的心态：他不会意识到张邵是义隆的上司派出来的，也不会意识到他跟张邵不存在本质分歧，他注意到的只是这个人拥有比他更高的权位，不会想到他们属于同一个团队。

所以身为司马的张邵便衣登城，这种可大可小的事，也就成为被正面弹劾的理由。当然此前也应该有过很多类似的冲突了，导致中央基于此前丢失关中的教训，和对镇西府内部矛盾的不放心，召还张邵，王华接手司马。

张邵被召还后，担任左卫将军，辅佐并仅次于中领军谢晦。

《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二年，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寻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

《南史》卷十九《谢晦传》：

永初二年，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而误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寻转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

所记相差无几。谢晦为领军在永初三年正月。此后才有"禁旅，不得出“之说。

有一“寻”字，行玺违谬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永初二年冬。王球当时的身份可能是宜都王友——即义隆的第二师傅——或已转咨议参军。王华手上当时已经拿住中兵局，沈林子与张邵当初两个中央代表都是分权的先例。

紧接着，永初三年正月，中游江州的王弘突然入朝。王弘自北伐姚秦班师之后不久即出镇江州。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义熙）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

《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

我就不吐槽又删数据了。

注意王弘的监诸军头衔。在各种都督里面这算第二档次，次于义隆的都督诸军。此外，王弘没有持节——注意不是没有“使持节”，是根本没拿到节杖。这个被小范围嘲笑为“没有节操”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永初二年。

从刘裕永初三年病重时对檀道济的紧急安排，如《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

其时檀由护军将军出镇广陵，目的是为中央犄角，控制北府。但檀道济的兵权也仅止于监军，没有节杖。换言之这应该是个刘裕或言君主直属的待遇。因为当事人直接听命于主君，所以根本不需要便宜行事的节杖。

本次入朝，王弘从抚军将军进号卫将军，官品正式晋升，获得超过持节都督的班次。

《宋书》卷三十《百官志下》：

此外永初三年正月，王弘入朝客观上标志了刘裕幕府在世并（参与过义熙北伐）重点人物的总集合。其时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都在京城，张邵已归，并且在这个当口上，刘裕强行要求居母丧的战将沈林子起复，虽然因为夺情的关系，职位有所降低。（他孙子也基本是，从领军、左仆射，丁母忧夺情起复，镇军、丹阳尹；类似例证可以成系列地截出来）在为他升职而举行的聚会中，王弘也罕见地明确向刘裕表达了忠诚心。

《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

我们回过头，连起来重新审视一下刘裕本时期的相关动向。《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壬子，以前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徐州刺史。癸丑，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乙卯，以辅国将军毛德祖为司州刺史。

二月丁丑，诏曰：“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南豫州刺史，征虏将军刘粹为豫州刺史。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邵为湘州刺史。戊寅，以徐州之梁，还属豫州。

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几个重要人物全部往上升级，权重显著加大。似乎呈现出某种因应姿态。

《南史》卷一《宋本纪上》：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刑罚无轻重悉原之。癸丑，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

删成这样也不难看出李延寿注意到了中央的这一部分异常。非常遗憾，他忘了湘州。

某种意义上，本书有没有州郡志，作者的敏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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