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伟大之处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颜真卿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在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书法家是王羲之和颜真卿。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颜真卿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被后世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颜真卿继承传统而又有创新，博取众家之长，书风雄强浑厚，气势磅礴，变二王之法，自成一体。颜体楷书是博大宏伟的盛唐风貌的完美体现，代表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正如苏轼所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真卿在书法史上集大成式的崇高地位，得到后人的公认。

毫无疑问，颜真卿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

然而，颜真卿在书法领域的耀眼光芒，掩盖了他卓越的道德人品。正如明代文学家徐渭说王羲之“以书掩其人”。

颜真卿的伟大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其书法成就方面，更多的表现在其道德人品方面。

颜真卿是官员道德方面的楷模。

唐王朝对官吏制定了完善的考课制度，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专指道德品行，是对全体官吏的共同要求，包括：“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偏重对其在职才能的考察。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颜真卿以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正九品上）的职务，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他曾经“三院御史，四为大夫，六为尚书”（《颜氏家庙碑》），官至太子太师（从一品）。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做京官，颜真卿都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自律。他遵循儒家传统，治理地方以宽简为主，爱民、惠民、利民、抚民，推行教化，可谓宽简惠民；他为官公正，不谋私利，“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新唐书》本传），可谓公正无私；他为官不贪财，居家俭约，清贫而不改节操，可谓清廉律己；他历任大小官职，都能尽心尽责，夙夜在公，可谓尽职敬事。颜真卿曾经说过：“所以尽职者无他，正己格物而已，忠君爱民而已。”（《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

颜真卿的道德水准，远远超出“四善”的标准。

颜真卿的忠义气节，辉映古今。

安史之乱剧烈冲击了唐朝社会秩序，也无情地检验了士大夫的道义。遗憾的是，坚贞不屈、忠于朝廷的忠臣少之又少。安禄山叛军所到之处，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吏或逃或降，整个社会呈现出士风低下、道义沦丧的颓败局面。颜真卿率先起兵抵抗安禄山叛军，晚年奉命出使宣慰李希烈叛军，忠而殉难，其忠义气节，千百年来受到世人传颂。

在封建社会，对“忠”的重要解释是忠于君主。在古代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中，君主即代表国家，忠君即是忠于国家。“忠”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它要求士大夫随时准备为君主、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颜真卿的忠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邪恶势力敢于顽强斗争，对君主敢于直言进谏。

颜真卿历仕四朝，刚正直言，为权贵所不容，屡遭贬谪。玄宗朝为杨国忠所排斥，肃宗朝为李辅国所排斥，代宗朝为元载所排斥，德宗朝为杨炎、卢杞所排斥，最终被卢杞陷害而入死地。这几个权贵，大抵被后世公认为巨奸大恶，而颜真卿终不改其正道直行，数十年坎坷颠簸而志气不悔，其经历、其气节罕见于青史。

    颜真卿直言进谏，尤为难能可贵。他任职御史台，多次履职进谏。玄宗朝，颜真卿为殿中侍御史时，有一次朝会，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喧哗无度，颜真卿上奏弹劾。哥舒翰不服，向唐玄宗申诉。唐玄宗不仅没有责怪哥舒翰，反而指责颜真卿侮辱功臣。德宗朝,颜真卿为礼仪使时，认为高祖以下诸帝谥号繁多，上奏请从初谥。这个奏请最终没有被采纳。颜真卿最为传颂者是《论百官论事疏》。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元载已经当了几年宰相，引用私党，畏惧朝臣论奏，于是奏请百官论事必须先报告其长官，长官报告给宰相，由宰相决定可否，然后上奏。昏庸的代宗竟然同意了元载的意见。颜真卿为此上疏切谏，指出：这种事情旷古未有，就连李林甫、杨国忠都不敢公然这么办。若以元载的意见执行，必然断绝言路，使臣下钳口结舌。他请皇帝勤于听览，不拒谏诤，以防耳目壅蔽，国事危殆。颜真卿明知触怒权臣罪在不测，却不顾个人安危，慷慨陈词。

由于这次进谏，颜真卿随后被贬为硖州别驾，途中改吉州别驾。他在《守政帖》中道出自己的心声：“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在颜真卿看来，秉持道义而直言是自己的职责本分，他宁愿直言而得罪，也不愿违背道义而苟且，成为千古罪人。

颜真卿的直言进谏，堪比贞观名臣魏徵。所不同的是，魏徵遇到的君主唐太宗鼓励臣下竭诚进谏，颜真卿遇到的几位君主却不喜直谏。同样是尽忠直谏，魏徵遇到唐太宗，获得良臣美名，而颜真卿未遇明主，屡遭贬斥。这是颜真卿的不幸，也是唐王朝的不幸。

颜真卿的忠义气节，在奉使宣谕李希烈叛军时达到极致。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想借机谋害颜真卿，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昏庸的德宗竟然同意了卢杞的建议，命颜真卿为宣慰使前去淮西。颜真卿明知此去如入虎穴，却毫不退缩，说：“君命也，焉避之！”他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前往，被李希烈扣押。面对李希烈的劝降利诱，他丝毫不为所动；面对挖坑活埋、点火焚烧等威逼恫吓，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颜真卿与李希烈周旋了两年多，始终不改忠义气节，最终壮烈殉国。

单是称颂颜真卿的忠义气节，不足以全面反映其精神品格。过于强调颜真卿为君主而视死如归，则不免流为愚忠。应当看到，在颜真卿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儒家道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后代之士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历史使命。颜真卿奉使宣谕李希烈，明知此去难以生还，却不避生死，慷慨赴难，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这里有道义的召唤，“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颜真卿是儒家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他以天下为己任，为完成历史使命，追求个体人格之完善，达到道德品格之伟大。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以其伟大人格激扬着唐代衰颓世风。他以其正直情操、刚毅意志、与道义共存亡的献身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学习的典范。

颜真卿之伟大，最是人格之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