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張掖

　　從武威向西行約170公里，就是河西走廊另一個重要城市：張掖。河西走廊在張掖最窄，只有不到五十公里；所以，只要控制張掖，幾乎等如握緊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其軍事戰略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漢武帝時，為防匈奴入侵，先置武威、酒泉兩郡，後又分置張掖、敦煌兩郡，目的在於「斷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張掖因而得名。張掖又稱甘州，有說甘州一名來自東邊的甘峻山，唐代就有邊塞曲牌《八聲甘州》，一直流傳至今。省名甘肅，就是集甘州、肅州（今酒泉）的首字而成的。

　　張掖在黑水、弱水兩條河流之間，加上祈連山雪水分流而成的24條地下河流，土地肥沃，盛產稻米，有「金張掖」、「塞外江南」之譽。由於水源充足，也是畜牧業的重要地區。漢將霍去病將匈奴人驅離祈連山下，哀歌，就談及到失去放牧之地的哀傷。張掖附近曾為皇家馬場，為朝廷飼養天馬，今天山丹縣的山丹牧場，依然是飼養良駒的重要基地。

　　張掖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鎮，至今依然保留很多歷史遺址，如月氏黑水國遺址、創建於隋朝的木塔寺、明代鼓樓鎮遠樓、臨松山馬蹄石窟等。最出名的是創建於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的大佛寺（原名迦葉如來片寺，又稱宏仁寺、睡佛寺），是甘肅省境內最大的西夏建築群。大佛殿高33米，內有釋迦牟尼的臥像，長34.5米，是中國最大的室內臥佛像。元朝時，馬可波羅曾在張掖住了一年時間，著作《馬可波羅遊記》就有描述過這尊大臥佛，說佛像貼滿金箔，雕工精緻。當時已距離大佛落成的日子200多年，佛像依然保存得相當好。20世紀末，張掖古城周圍發現漢墓三萬餘座，附近的居延也出土超過三萬枚漢簡。從這些大量的漢代出土古物，可以研究漢代邊塞戍守的體系，以及漢代與西域國家、遊牧民族的關係，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張掖境內現有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裕固族是甘肅省三個少數民族之一，現有一萬多人，是典型的遊牧民族。有些社會學家發現，裕固族的生活習俗和語言與匈牙利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許是古絲綢之路上中西交流的歷史之故。

葡萄美酒夜光杯──酒泉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唐．王翰《涼州詞》

　　葡萄並不是中原本土的植物，而是絲綢之路的商人帶來的。從「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句，可以看到在唐代，葡萄酒已經流傳到民間，至少在古稱涼州的河西四郡，已經不是稀有的食品。雖然詩意蒼涼，流露對戰爭的厭惡和恐懼，但暗紅色的葡萄美酒帶著月色，在薄得透光的玉杯中搖晃，意象的確美麗得難以言喻。

　　酒泉地區，古稱肅州，是古西北地區的行署駐地，距離古嘉裕關大約30公里。從漢武帝到漢宣帝，幾次對匈奴的攻擊，酒泉的騎兵都是軍隊的主力之一。有關酒泉的名字，據《西河舊事》引《太平寰宇記》載，漢代酒泉郡治所福祿城附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又有一個傳說，指酒泉的得名與漢名將霍去病有關。當年，霍去病在酒泉戰勝匈奴，漢武帝賜酒慶功，但酒實在太少，不夠分給每一個將士。霍去病就把酒傾入泉中，喻意與眾將士共享皇帝的賞賜。雖是附會之說，但也可窺見漢代與匈奴的戰爭之中，曾在這裡留下多少事跡和回憶。

春風不度玉門關──敦煌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之渙《涼州詞》

　　上世紀，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轟動了全世界，也令敦煌這個邊塞重鎮更名聲鵲起。敦煌位於河西走廊西端，往西不遠，出了陽關、玉門關即分為南北兩道，正式進入「西域」。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國歷史的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關敦煌的文字記載，最早應見於漢司馬遷《史記》中的《大宛列傳》及《匈奴列傳》。戰國時期（公元前475-221年），河西走廊附近由三大民族控制，分別是月氏、烏孫及匈奴，其中以月氏最為強盛，領土向東到達隴右地區，向西進入塔里木盆地以東及天山東部地區。大約在秦末（前221-207年），月氏擊敗同在河西走廊遊牧的烏孫人，迫使他們西遷到天山以北匈奴首領單于頭曼，也被迫將太子冒頓送到月氏作為人質 。後來，冒頓逃回匈奴，在他的統治下，匈奴逐漸強大起來，先打敗東邊的強鄰東胡，又乘秦漢交替的戰亂奪得河套以南的地區，更迫使月氏大舉西遷。河西走廊成為匈奴的領土，包括敦煌在內的西部歸匈奴渾邪王統治，東部則由休屠王駐守。

敦煌在漢朝的政治狀況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經過前朝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加上張騫第一次西行所獲的情報，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少將霍去病領兵越過祈連山，多次攻擊匈奴。最後，匈奴渾邪王率四萬部下投降，從此河西走廊就歸入漢朝版圖。

　　為了加強邊防，漢武帝設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歸酒泉郡管轄。十年後的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在兩郡下設張掖、敦煌二郡，把長城從酒泉修築到敦煌以西，設立玉門關及陽關，即《漢書．西域傳》中的「列四郡，據兩關」。邊塞人口疏少，漢朝廷就遷徙內地貧民、囚民到敦煌定居，又發展農業生產；近年出土的漢簡亦有徵發大量士兵到此戍守的紀錄。政策之下，敦煌迅速發展成邊塞重鎮。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廣利第二次西征大宛時，敦煌就有能力提供「六萬人……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自帶裝備的人還不在此數。即使在西漢末，中原戰亂，敦煌也因為其偏遠地理位置而繼續享有富庶平安，更有大批中原大族到河西定居下來。大族的遷入，帶來中原的文化，也帶來了大批工農業的技術和人手。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魏晉南北朝期間，敦煌先後被曹魏、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和北涼六個政權所控制。公元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稱涼王，建立西涼王朝，這是敦煌第一次成為獨立政權的都城。後來，北涼沮渠蒙遜攻陷敦煌，西涼王弟李恂兵敗自殺，蒙遜「屠其城」，敦煌自此更加衰落。

敦煌在隋唐的政治狀況

　　公元589年，隋統一中國。隋文帝仁壽元年（601）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敦煌莫高窟崇教寺就是其中一處。由於前朝戰爭的遺害，敦煌尚未回復元氣，至唐初，敦煌地區依然不靖，所以直至唐太宗貞觀初年，敦煌的軍防都很森嚴，百姓不得由此出蕃。玄奘於貞觀元年（627）西行取經，也只能用「偷渡」的方式偷越關防。

　　唐貞觀十四年（641），太宗出兵吐魯番高昌王國，開始對西域的控制。此後，敦煌又一次成為中原王朝進軍西域的物質供應基地，農業、水利得到大大發展，經濟亦日趨繁盛，分別來自中原及西域的絲綢、瓷器、玉石、毛織品都會在敦煌的市場交易。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吐蕃乘機進攻河西走廊。貞元二年（786），經過十年抗戰，敦煌終於成為吐蕃的領地。吐蕃王朝把敦煌看作弘揚佛教的中心地，最高峰時僧尼的數目數以千計，幾乎佔整個地區人口的四分一。僧尼的大量增加，減少了勞動人口，加上吐蕃政權的重稅政策及防叛亂的收繳鐵器政策，令敦煌有所衰落。但是，由於遠離中原政權，敦煌的佛教發展避過了唐武宗「會昌滅法」（844-845），令佛教在敦煌得到空前的發展。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張議潮率眾驅逐吐蕃守將節兒（吐蕃城主之稱），奪取沙、瓜二州，敦煌從此開始近二百年的歸義軍時期。雖然唐朝以張議潮為節度使，名義上是唐朝的軍鎮，但實際上已是一個地方勢力，一方面向唐朝進貢，另一方面與西域勢力如西州回鶻政權友好。為牽制歸義軍，唐朝以張議潮兄長議潭入朝為質；議潭死後，張議潮奉詔入京，一去不回，最後卒於長安，由姪兒張淮深代掌政權。由於唐朝一直不肯將節度使旌節給予張淮深，奪權之爭一發不可收拾，甘州回鶻乘機大舉侵逼。1036年，西夏佔領沙州，歸義軍政權基本結束。

　　另一個對敦煌有重大影響的政權是西夏。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大夏國，史稱西夏。之後，西夏政權就加強對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莫高窟第444窟的題記，有「天賜禮盛國慶元年」（1070年）的字款，就是以西夏紀年而作的。

　　元朝時，敦煌再次成為中原政權與西北蕃王戰爭基地。但由於元朝主都北京，西向交通幹道已經不必通過敦煌，加上在1291年，元朝移瓜、沙二州居民入肅州，敦煌地位更大不如前。

　　1368年，明朝建立。為防蒙古東進，明將馮勝在肅州建嘉裕關，敦煌被棄關外。150年後，明朝於1524年閉嘉裕關，又在1529年放棄對哈密的控制。敦煌從此失去了軍事重鎮的地位，成為牧區，直到清朝依然如此。

敦煌在中西宗教交流的位置

　　由於敦煌位於中西交通要塞，歷代曾被不同政權統治，成為中西不同文化的交匯之地。西漢末年，中原大族遷到河西避亂，將漢代風行的道教帶到敦煌。李唐王朝以老子為先祖，大力弘揚道教，敦煌也有道觀傳寫經書。

　　兩漢之際，佛教從大月氏建立的貴霜王朝經敦煌傳入中原。十六國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樂僔見敦煌三危山金光萬道，認為是佛陀感示。於是，他就在三危山對面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開鑿了第一個佛窟。從此，就在當地掀起了開窟禮佛的熱潮，歷時千年。武則天時，敦煌莫高窟已有佛窟千餘座，甚至有名門望族開鑿「家窟」的風氣。直到現在，莫高窟尚存洞窟492個，壁畫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

　　1907年，英國探險家奧雷爾．斯坦因（Aurel Stein）在敦煌西北發現一批公元四世紀初的粟特文信件，是河西四郡作買賣的中亞粟特商人寫給家鄉（今烏茲別克斯坦）的信，信中談到他們的經商範圍以及商品的種類。由此可見，早在公元四世紀，敦煌就有粟特商團在此活動。粟特人把家鄉正統祅教和曾被禁止的摩尼教帶到敦煌，也有些粟特人皈依漢化了的佛教。吐蕃統治期間，佛教一支獨秀，祅教、摩尼教和景教則在歸義軍時間再次興起，這從出土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筫》、莫高窟出土的敘利亞文聖經殘卷〈詩篇〉，以及五代後唐摩尼教經卷等得到證明。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失落

　　1900年6月，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令敦煌一舉成名，但亦掀起了一場盜竊文物的風潮。大批國寶級的珍貴文物被西方「探險家」用不同的手法：或盜、或搶、或騙，從敦煌運走，直到現在，歸還之日仍遙遙無期。對中國文化及考古學來說，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唐朝歸義軍統治末年，政局因內部奪權糾紛及外族的侵擾，已相當不穩。敦煌三界寺的僧侶，為了保護經卷及寶器，就將大量文書及文物藏於莫高窟一個洞窟中，然後用泥土封閉，外面以壁畫作為掩飾，秘密隨著僧侶們去世而慢慢被人遺忘。由於明清並不重視敦煌，當地只是無關痛癢的牧區，敦煌東南面的莫高窟根本沒有受到政府和學者的注意。雖然有西方探險家走訪莫高窟，但只是作地理研究，並沒有特別留意其藝術價值。直至光緒廿四年（1899），才被當時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偶然發現。

　　光緒年間，有一名為王圓箓的道士來到莫高窟，住在莫高窟南面的喇嘛寺中。由於他是漢人，很快就被當地百姓所接受。於是，王道士四處化緣，把莫高窟洞窟的隔牆打通，改造成道教的寺廟。就是這樣，王道士發現了封在牆後的寶藏：敦煌藏經洞。

　　對於這些精美的古代經卷和絹畫，王道士不斷拿來送給當地士紳以換取金錢，但並未引人留意。大約十年後（1907），英藉匈牙利人斯坦因到莫高窟做考古發掘，得知藏經洞的存在，就通過翻譯蔣考琬，假稱自己是從印度來的取經僧，要把唐僧取得的經卷帶回印度，騙得王道士的信任，用區區四個馬蹄銀（約200兩銀子）騙取了29箱文物，包括不同語言的經卷、絹畫等。文物的盜取風潮由此開始，直至兩年後的1910年，清政府才在學者羅振玉的提醒下，開始收集藏經洞的文物，但當時文物已幾乎被搬空，連壁畫和塑像也被人用不同的方法偷走。史學大師陳寅恪嘆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File:盛唐力士像，莫高窟第194窟。彩塑像定格在大聲怒喝的剎間，肌肉彷彿充滿力度，栩栩如生。.jpg|thumb|盛唐力士像，莫高窟第194窟。彩塑像定格在大聲怒喝的剎間，肌肉彷彿充滿力度，栩栩如生。]]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經籍文書種類繁多，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百科全書。隨著藏經洞文書散失於世界各國，各國學者各自開始了整理和研究，直接引起「敦煌學」的誕生。中國學者開始對敦煌藝術文化的深入研究。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分別有不同範疇的專家到敦煌石窟進行科學考察，包括藝術家張大千、王子雲，史學家向達、夏鼐、勞干、石璋如、閻文儒等人，多次進行臨摹、攝影、測繪、紀錄。1943年，中國政府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後發展成敦煌研究院，搶救、保護及研究敦煌藝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