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孔子是否刪改過《詩經》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關註，肯定派與否定派各執一詞，但似乎都找不到充足理由使人信服。本文將近年來雙方所執的觀點分別作了簡要的梳理，認為肯定派依托《詩經》文本和先秦典籍，其理由更讓人信服。

關於孔子是否刪改過《詩經》的問題，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刪”與”未刪”之辯成為經學研究的一大公案，糾葛千年，迄無定論。重新研究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難題，對於我們全面而又正確地理解和評價孔子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地作用,審視學者們千年來的研究歷程，可以大致概括為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主導觀點，而同一時期又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不同觀點之爭論。唐以前的學者基本上是肯定孔子刪詩的，而唐初的孔穎達在這種眾調一致的情況下提出了懷疑。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歷來被認為是史家的“實錄”，而孔穎達卻認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孔穎達的懷疑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眾多學者對刪詩說的非議，特別是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更是明確打起了反對刪詩說的旗號，在學術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五四”時期受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盛行“孔子未曾刪詩說”，“疑古”學者錢玄同率先提出，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由此開始懷疑孔子並沒有刪改或創作過“六經”。國學大師錢穆也通過史料考證，認為《史記》中所載內容不實，刪詩說不可信。經過幾十年的探討，學者們對刪詩說漸漸開始持肯定態度。下文對肯定刪詩說和否定刪詩說的觀點各作簡要的梳理和陳述。

一．《史記》與“孔子刪詩”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插，取可施於禮義…… 三百五篇。"這就是所謂"孔子刪詩"，在古代影響很大。如若司馬遷所言孔子將“古者詩”由“三千余篇”刪改為“三百五篇”，應該是一項復雜而浩大的“工程”，然而其弟子卻沒有明確地提及此事，《論語》中也只有“余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一處較為模糊的記載，而先秦的儒學大師孟子、荀子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情，這與《詩經》的“儒家經典”地位不符。再者，若孔子真有刪詩一事，那麼三百零五篇之外應該存在大量的逸詩，而從現有的古代文獻征引的周代詩歌看，大多都能從今本《詩經》中找到。可見司馬遷之言不可信，否則兩千多首逸詩哪裏去了呢?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首先對"孔子刪詩"提出懷疑，以後懷疑的人越來越多。現在，孔子不曾刪詩已成定論，主要理由是：
（1）《史記》說孔子刪詩，只"取可施於禮義"者。可《論語》中記載孔子罵《詩經》中"鄭聲淫"。
（2）《史記》載孔子刪詩是在"自衛反魯"之後。他自衛反魯時69歲，可在此之前他就常提到"詩三百"，可見三百篇詩集早已存在。
（3）《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這一年吳公子季紮到魯國觀周樂，魯國樂師為他演奏了十五國風和雅、頌個部分，與《詩經》相符合。而當時孔子只有八歲。
（4）古代外交場合往往要“賦詩言誌”，各國士大夫所掌握的詩應該基本相同，才能在一方賦詩時，另一方馬上領會其用意，如果孔子一人刪詩，各國士大夫誰會信從他呢？
    可見《詩經》不可能是孔子刪定的。但孔子曾對《詩經》進行了一番文字和音樂加工，對保存《詩經》做出了很大貢獻。《論語·子罕》雲：“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司馬遷所言，涉及到了孔子以前《詩》的面貌，也談到了孔子整理《詩》的動機與方法。這裏所說孔子與《詩》的關系是“修”、“取”。對這些話，後人表示懷疑，如宋代的歐陽修《詩譜總序》雲：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余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

實際上，大家可能沒有真正讀懂《史記》中的敘述，誠如今之學者已經指出的，聯系《孔子世家》的上下文，司馬遷明言孔子之時已經“《詩》、《書》缺”，古詩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時《詩》、《書》已經缺失，則自無三千余篇。前人讀《史記》之文，多未曾前後貫聯，故有十去其九之論。另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周朝以前古詩可能很多，但孔子只是采取周詩，所以司馬遷說“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都是說周朝一代。《漢書·藝文誌》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純取”二字，意義顯明。出於教化的目的，孔子極力表彰“王者之跡”，由此，就不難理解清初學者張履祥所謂《詩經》十五國風“始終以周公”的說法了。

眾所周知，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詩經》。它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對《詩經》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它的文學價值，所以對它的作用、編訂者、編著年代等問題，不大可能進行探討。直到西漢時，司馬遷為了寫《史記》，才對《詩經》及孔子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孔子刪《詩經》的觀點。最早對孔子“刪詩說”提出異議的是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為《五經》作疏時，發現司馬遷《史記》中的敘述與先秦典籍對《詩經》運用情況不相符合。於是孔穎達懷疑並認為：“ 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後來宋代鄭樵、朱熹乃至近代的顧頡剛、錢玄同、範文瀾、錢穆等都基本上持這種觀點。進而有學者，則將孔穎達的懷疑更加擴大化，認為孔子並未“刪詩”。

至於那些反對“刪詩”的理由，首先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而且他親自遊歷過魯國等遺跡、舊地，和儒生探討學術。司馬遷自己身為太史，家學深厚，有閱讀國家典藏文獻的機會，繼承父誌著述，他博學而且兢兢業業，所以立論必定經過反復推敲。孔子的儒學在漢代大昌，司馬遷就學名儒，他的意見應該是當時儒家公認的說法。否則，以兩漢經學的繁盛，不會沒有學者質疑和攻擊，哪裏用等到唐代呢？

否定孔子刪詩的人多以季劄至魯觀樂之事加以論證。季劄觀樂，時間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當時的孔子只有8歲，如果真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季劄所聽到的詩歌分類及先後順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孔子刪詩之說也就自然不攻自破了。可是，季劄所見的《詩》與今本《詩經》，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明顯的。兩相比較，至少兩點差別比較引人註意：第一，今本《詩經》將《豳風》置於《國風》的最後；第二，季劄觀樂時的《頌》，在今本《詩經》中被分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

一般認為，孔子刪詩說肇端於司馬遷，否定孔子刪詩，自然意味著孔子沒有對原有的《詩》進行變更。其實，不僅孔子自己明確說曾經“正樂”，這就是《論語·子罕》篇所記孔子之言：“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而刪詩、編次與正樂應該是密不可分的工作，而且除了《史記》、《漢書》說孔子與《詩》的關系是“修”、“取”以外，《莊子·天運》篇也明確記載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天運》屬於《莊子》的外篇，其屬於先秦文獻已經得到了新出土材料的證明。這裏的“治”，應該與“修”、“取”意思相近，都可以理解為孔子曾經刪訂或者整理了《詩》。

二．《左傳》、《論語》與“孔子刪詩”

《詩經》經過的孔子的整理是沒有問題的。《論語子罕》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訂的規模卻顯然沒有那麼司馬遷所言那麼大。孔子自己將《詩》稱為“詩三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載襄公二十五年，吳國季子劄聘於魯，“請觀周樂”，演奏的順序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與《詩經》順序相同。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季子聘魯之時不過8歲。可見，《詩經》的雛形，是在孔子之前就形成了。

不過，說孔子未“刪詩” 則是偏激的說法，至少在現有的先秦典籍中，我們依然能夠找到一些不在未入“詩”的逸詩。手頭的資料不多，僅僅能夠將自己所見到的逸詩整理如次：

《論語.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按：前二句見於《衛風.碩人》，最後一句則無考，抑或是子夏誤引。

《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雲：‘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

成公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襄公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襄公八年：

子駟、子國、子耳欲従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雲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従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従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競，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襄公三十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昭公十二年：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钅戚鉍，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大明）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