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性善論之说

    性善論是由戰國時代的孟子提出的，而且歷代不少思想家、教育學家都持這種觀點。性惡論是由稍晚於孟子的儒家學者荀子提出的，他的理論對後世人性論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在性善論、性惡論兩者的理論基礎上，告子（同樣是戰國時代的文人）提出了性無善惡論。這三種理論給剛出生的嬰兒在道德傾向上做出了鮮明的劃分--性善論者認為嬰兒的道德傾向是道德的，性惡論者則認為是不道德的，性無善惡論者認為嬰兒的道德傾向是非善惡的，也就是說是無道德的。這些學說在實際意義上指出了負責兒童撫養和學校教育的人是需要放手讓成長中的孩子充分表達其天生的善性抑或需要抑制兒童固有的惡性或者需要指導無道德觀念的兒童去區分社會所確認的是非。

    誠然，三種典型的人性論有著明顯的差別，但卻也有著積極的共識，這就是：都承認環境、教育在人性發展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人與生俱來的本性只不過是人性發展的前提或基礎。以孟子的性善論為例。

    孟子認為在人性構成上，人性分為生理型和道德型兩大類，也可以說是人性的生理要求和人性的道德修養。在人性的生理要求的層面上，它的實現主要是由命運決定的，而在人性的道德修養層面上，它的完善則是取決與個人的學習和努力。

    生理型即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本性，代表著人的低級特征，常常表現在行為領域的某些方面例如用嘴嘗味、用耳聽音等。人的自然本性是推動人活動的基本動力之一。有誰能否認在人各種追求的背後不含有自然欲望的推動呢？有時候，要求滿足自然欲望的力量如此強大而迫切，以致人常常淪為肉體的奴隸，為諸如衣食之類的事而奔波勞累、焦躁不安。當然，自然欲望本身無所謂善惡、美醜，追求正當欲望的滿足和正當的享受是無可非議的，“有所非議”的是對待欲望的態度和方式。粗暴地壓抑人的自然欲求的時代已成為歷史，但是，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而引發的人的貪欲、非分占有欲的過度膨脹，倒是令人深思。每一個有理性、對自己及社會負責的人，都應適當地調控自己的自然欲望，把它放到適當的位置，既不受欲望之累，又能使之成為個人生活的基礎和動力。畢竟，在人的諸多需要層次中，自然欲望僅處於最底層。

    人性的高級特征是道德型的，這一點形成了人獸之別。孟子以為，人天生就具有一顆對他人苦難的敏感之心。敏感之心是含有美德的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綜合。惻隱之心是人性美德之端（既“仁”），羞惡之心是正義之本（即“義”），恭敬之心是儒家禮儀之源（即“禮”）。是非之心是智慧之泉（即“智”）。這四種美德是人類所顯現的其他一切美德的源泉。《孟子》一書中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也。”①又說：“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②簡言之，人生而有“不忍人之心”和“仁義禮智”四端。這是先驗的、超功利的、天賦的良知良能，是人之所以為人、人同禽獸的分野。

    “四端”擴充開來即為“四德”。這需要有信心，要經過主觀的努力。“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③“人皆可以為堯舜”④，自謂不能、自暴自棄是無道理的，是有害的。

    既然人性善，為什麽有為不善的，有惡人呢？《孟子》說，此“非才（性）之罪也”，而是環境“陷溺其心”，四端遭泯滅所致。它舉例說，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是在外力作用之下水可以倒流、可以上山。不過處於同樣惡劣的環境中，如舜居深山之中，“其所以抑郁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然而，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⑤，故舜成為聖人，而野人仍是野人。惡劣環境中也有“善言”、“善行”，能否為善的關鍵還在於有無積極向善的主觀願望和奮鬥精神。

《孟子》還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的認識路線，認為人的心性來勢天賦與天相通，只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盡量擴充自身善端，就能達到聖人的境界。

 2.人性之说

    從人性的前提推導政治，具體說，從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導仁政。由於這種“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應該是天經地義的。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導仍然是為了推行他那畢生的追求，即“仁政”理 想。但他的推導本身似乎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倒是他那推導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此基 礎上所提出的“仁義禮智”都發端於這種“不忍人之心”的看法， 更是成了中國古代哲學中“性善論”的理論基礎和支柱。

　　孔子曾經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意思是說，人性本來是相近的，只因為教養的不同，便相差很遠了。 但孔子既沒有說相近的人性是什麽，是善還是惡，也沒有展開論 述。而且，從我們的理解來看，孔子還主要強調的是後天教養的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僅展開了論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 是發端仁義禮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還舉出了生動的例證論證 這種“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沒有它，簡直就不是人。從 這個角度來說，孟子的人性理論的確是“先驗論”的，是主觀唯 心主義的。因為他把“仁義禮智”這些社會性質的道德觀念說成 是人的天性裏所固有的，與生俱來的，甚至帶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認後天培養的作用。因為他認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個方面，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簡稱即為“四心”。而這“四心”只是“仁義禮智” 這四種道德範疇的發端，或者說“四端”。這“四端”就像剛剛燃燒的火或剛剛流出的泉水一樣，還需要“擴而充之’才能夠發揚光大。不然的話，就會熄滅或枯竭。“擴而充之”也就是後天的培養，也就是“習相遠”。

　　所以，從理論基礎來說，孟子的確是從天賦性善論（“四心”）推導出天賦道德論（“四端”），再推導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從實踐來說，他還是重視後天努力（“擴而充之”）的 作用的。而且，撇開關於先驗還是後天、唯心還是唯物的抽象討論，聯系到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社會狀況來歷史地看問題，主張 人性本善，強調天賦道德，推行仁愛政治，這些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其實，也不僅僅限於孟子的時代，就是到任何時代，強調這些，總比鼓吹人性本惡，放棄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