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底，工信部发布通告显示，在对手机应用商店应用软件进行的检测中，共发现有80款应用软件存在问题，其中大部分软件系恶意相互捆绑，强制安装在手机上，也就是俗称的“流氓软件”。此外，电脑“流氓软件”同样大行其道。记者调查发现，“流氓软件”肆虐背后，是一条渐成产业的灰色利益链条。“流氓软件”作者采用强制捆绑、欺骗安装等方式推广软件，并从软件厂商或职业推广人处获取利益。（8月24日《新京报》）

“流氓软件”乱象由来已久，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随着“静默安装”等技术手段的进化，流氓软件的隐匿性、存活率又获得了极大提升。然而与此同时，全社会似乎仍未能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这一方面表现在，天然处于“技术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通过个人化的简单努力免受其害；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市场化的制约力量和执法部门的行政干预，同样无法利用自身专业性对流氓软件造成反制。可以说，这完全就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

按照通常理解，流氓软件所以肆虐，根源乃在于其本身能够攫取利益。比如说，吸取资费、恶意扣费、倒卖隐私等等。但是，最新的调查显示，如今流氓软件的盈利模式，已经趋于多元化和链条化：不少软件厂商、职业推广人，竟会付费给某些“流氓软件”，继而运用其强制下载功能，来拉升相关软件的装机量——悲哀的是，当“流氓软件”被纳入软件行业的共生生态内，它们便获得了持续的“合法化供养”，以及额外的惊人暴利。而这，恰是其越发猖獗的直接原因。

流氓软件，早已不只是流氓而已。它们业已成为，某种 “上下相蒙”产业骗局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骗局中，流氓软件负责强迫用户不断下载的多余软件；而由此所增加的“无效装机量”，又会反过来变成相关软件产商骗取广告投放和投资人出资的“耀眼成绩单”。可以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分工协作的连环骗局。终端的消费者，与上游的资本力量，乃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受害者。且，流氓软件之害，已经呈现出一种扩大化的趋势。

明乎此，我们便很容易发现，现阶段法律关于“流氓软件”的表述，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即，更多只是将之视作“侵犯公民知情权、选择权”的琐碎案例，而未曾意识到其所给市场秩序带来的系统化危害。可以预见的是，流氓软件与软件产业的合流，势必造成一种逆向的激励。随后导致，厂商不再执着于提高产品质量来吸引用户，而转而依靠用不诚信手段来增加虚假装机量。这种局面，势必会从根本上败坏软件行业的道德品质，毁灭其进取的专业主义理想。

只有充分意识到流氓软件的整体危害，才能有动力去调整立法表述、去强化日常执法。也唯有如此，才可从而避免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业风气，蚕食掉健康的市场的价值判断与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