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2002年，因当地没有专业翻译，精通外语的福建福清市司法局原局长黄政耀，业余时间为人翻译公证文件挣翻译费。每次翻译文书收费20元，黄政耀获取其中8元，另外12元则给公证处工作人员。但因黄政耀司法局长身份，检方指控其贪污及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经11年审理，一审判刑11年。18日上午，福州中院对此案二审宣判:黄政耀不构成贪污罪，撤销原审判决，宣布当庭无罪释放！（5月18日《法制晚报》）

自始至终，这都是一起非典型的公诉案。不仅因为案情诡谲，延续时间极为冗长，也是由于环绕在主人公身上，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悲怆色彩。十余年间，一位被控涉腐又最终宣布无罪的“原局长”，想必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和悲喜更迭。而作为围观者，除了下意识地对之给予道义同情，似乎仍不可避免，会去追问此事背后错综复杂的法理与现实之辨。试问，再寻常不过的“业余兼职”，怎么就给黄政耀招来了，这场无妄之灾呢？

理解这一“诡异的案件”，无疑需要一个恰当的叙事切口。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彼时彼地的“权力争斗”，被描述成整个事件的源头：“由于职务变动相冲，检察院里就有人想给黄政耀搞点事情”。当然了，在真相大白之前，这种“阴谋论”式的故事，更多也就是有此一说而已！与之相较，我们或许更该关注，本案中处处流露的，“法外因素”的干预。诸如部门协调、请示批复等等过程，让案件变得复杂化、拖延化，甚至到十余年后才第一次开庭审理。

无比漫长的法外博弈与庭前运作，让一起公诉案迟迟无法进入司法程序，让当事人时而被逮捕时而被取保，可谓苦不堪言……有鉴于此，我们也许更应感受到，司法纯粹和审判独立的巨大意义——而这，也恰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核心逻辑。如果说，低效、复杂的“旧式司法机制”，造成了黄政耀案的久拖不决；那么本案最终得以妥善解决，显然得益于一种更健康、更简单的庭审环境。当我们回归了事实本身，依照证据与法理充分抗辩，做出正确的判决，也就不难了。

回顾黄政耀案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它更多还是体现着，某种“历史遗留问题”的色彩——这既是就司法层面而言，也同样适用于对行政系统的评价。在黄政耀兼职翻译赚钱的年代，尚且是专业技能人才稀缺的年代，尚且是行政部门还紧抓创收增利的年代，尚且是公共服务时常被私下转手外包的年代。在那种背景下，黄政耀的所作所为即便合理合法，也很容易就授人以柄。而时至今日，随着行政系统的去利益化，及公共服务的规范化，黄政耀的故事，失去了当初的土壤。

单纯从个案角度来看，黄政耀式的案件，也许不会再有重演的可能。可由此事出发，我们最应获取的经验想必还是：惟有明确、纯粹、健全的规则体系，才可真正建构秩序，保护每一个人；避免留下不清不楚的地带，才不至于给无辜个体造成不可预料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