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政府大楼办事，经常能遇到警容严整的警察对往来人员盘查，很少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记者近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采访时却发现，这些着警服、佩警衔的政府机关保卫人员，大多是“冒牌货”，甚至连这里的派出所也是违规私设的……“虽然穿警服并不合法，但都有领导批示同意，警衔、警号也是公安局发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洪斌说，“这些年上访的人员增多，每年硬闯市政府的就有上万人，穿上警服有时还管不住呢。”（12月16日新华社）

既有领导批示，又获警方默许，如此这般，佳木斯政府机关私设假警，可谓底气十足。而面对舆论质疑，当事人的一番说辞，似乎同样很是理直气壮。就这样，“设假警”的违法行为，被描述成无可奈何的“自我防卫”……其实，诸如此类的诡辩逻辑，公众并不陌生。在一种隐匿的体制文化中，素来有“狭隘利己”、“目的至上”的价值倾向。就此而言，动辄模跨过职权边界、默契配合相互借力，实则并不稀奇。

政府大楼里，“假警”居然堂而皇之长久存在。倘若追溯其根源，无疑还是源于，所谓“上级官员的协调”。基于固有的、绝对化的职权分工模式，不同领域都会对应有一个支配型的“实力官员”。他们凭借个体意志和临机决断，就能轻易绕过纸面规定的约束。在此语境内，公权的运作轨迹，充斥着高度的主观色彩。原本不容撼动的程序规范，几近形同虚设。

警方的业务章程，当然抵不过“现管者”的一声令下。更不用说，在政府大楼设假警、假派出所等行为，看起来还符合各职能机关共同的安保需要。所以此事的本质，无疑是“地方权力主体默契配合，内部挪用公共资源，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固然可以将之视作，由领导绝对支配权所衍生的恶果；却又何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机关公职人员为了一己之需而形成的某种共谋呢？

由来已久的“假警”，不仅有“实力官员”的力撑，也迎合了大多数机关人员的内心需要，自然会屹立不倒。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不惜代价打造的“警察安保”，能否真正确保安全？显而易见，即便内保伪装成警察，保卫力量也未曾明显强化。由警服、警衔、警号等标签构成的“身份威慑”，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将“闯入者”阻截在外。可从长远看来，这种回避问题的姿态，难免会让上访者偏激化。彼时，“假警”防线的外强中干，也便会暴露无遗了吧。

倘若总是本着拒绝对话、压抑诉求的立场，来应对民间的陈情，那么再强大的安保，都无法保障机关大楼的清静安宁。假警事件，一方面暴露了“以权扰法”的乱象流毒之深；另一方面也传递了，一些职能部门因履职不力而深陷安全焦虑的现实。毋庸讳言，此一行径试图以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最终只能是麻烦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