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草案拟对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中国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下一步，如若刑法修正案(九)获得通过，中国的死刑罪名将降至46个。（10月27日新华社）

此次刑法修正案，拟取消九个死刑罪名。这事实上，与上一轮刑法修订思路一脉相承……立法层面的连续消减死刑，无疑强化了民间关于“死刑淡化”的心理预期。在此前提下，舆论的反应颇可玩味：其中一部分声音，乘机又放出“废除死刑”之论调；另一部分人却忧心忡忡，痛心疾首于“法律的退缩”。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内，死刑的存废与增减，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纯司法议题。更多的时候，它牵涉到全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认同。

所谓“死刑”，本质乃是生命的合法剥夺权。故而，在信奉“生命至高无上、不容任何人剥夺”的文化体系中，当然是不存在死刑的。但中国社会，素来有重刑主义的基因，其最极端的体现，便是衍生出诸如“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类的正义观。有鉴于此，死刑的存在，在此间一贯极具民意基础。即便此次刑法修订，只是削减了九个死刑罪名，也引发了好多人的不解。他们担心，此举会否对受害人不公、会否构成对恶性犯罪的纵容?

其实，对罪犯施加刑罚，无非基于如下考量，也即“避免其继续施害”、“惩戒已犯罪行”、“补偿受害者”、“教化社会风气”。为达成这些目的，多数时候绝非“非杀不可”。以这次取消的死刑罪名为例，集资诈骗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等等经济犯罪，因其不涉及直接的蓄意杀人情节，理所当然不必要、不应该“一杀了之”——削减死刑，既是为了规避道德隐患，尽可能绕开法条与人伦之冲突；也是为了降低司法风险，尽量减少因错审误杀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减少死刑罪名，是立法层面释放人道主义的善意之举。至于，此举会否减弱法律的震慑功能，实则无需悲观。因为众所周知，法律之权威，从来不只建构在死刑的基础上！为了惩戒犯罪、预防犯罪，立法和执法环节，还有很多方式可用。比如，针对恶性犯罪，制定更多“确定的法定刑”，通过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空间、严控缓刑减刑滥用等手段，强化制裁力度；再比如，激活刑种的综合运用，以自由刑、罚金刑、资格刑、管制刑的深度组合，来更有效率地实现司法正义。

刑法修订削减死刑，无损于法律的权威。当然，公众对此的担忧，也不仅是杞人忧天而已。惟有建立起清晰具体、有可操纵性和实施秩序的刑事制裁体系，才能最大程度给予全社会以信心和信仰。说到底，任何人对于死刑的认同，都不应超越于对法律的认同。所以，我们必须习惯，遵从法律的逻辑和伦理判断，来重新定位死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