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元旦开始，广东职工可以就劳动报酬、保险或者福利等8大项内容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28日，广东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刚修订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的修订最大亮点是新增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半数以上职工提请可提出集体协商，包括了可提出工资增长的协商要求。（9月29日《南方都市报》）

所谓工资集体协商，已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只可惜一贯坐而论道的多，起而行之的少。各地虽有零星试点，却也多不了了之、再无下文。而此番，广东以立法形式，再次确认这一机制，并作出一系列具体细致的规定，无疑又点燃了公众的关注热情。即便我们并不清楚，广东的新一轮尝试，最终会收效几何。但，可以确知的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被多一次围观和重申，便多一份健全与成熟的可能。

就权利层面而言，工资集体协商制，旨在强化劳资谈判中职工的话语权，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化；而结合现实来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又往往被被赋予了，缓和雇佣矛盾、减少群体纠纷的使命。而这，也恰是广东先行先试的主要原因。一段时间以来，“资方独断”的薪酬模式，致使广东地区劳资冲突突出，劳动力外流凸显，既增加了职能部门的治理成本，也削弱了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凡此种种，都有赖于，用一套全新的利益博弈方式，去加以调节。

可以说，现阶段不少地方推广“工资协商”，更多还是看重了，其有望“将劳资矛盾内部消化”的功能。自始至终，其所秉持的，都是一种“治理者”的视角，而非真正以“劳动者的诉求”为本位。这也许意味着，纸面所赋予职工的“协商权”，很可能难以获得职能部门的充分力挺。至少就目前来看，广东版的“新条例”，仍然多是权利允诺，而少有相应的保障和惩戒机制兜底，约束力可谓寥寥。

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工资集体协商权，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中早有表述。各地方版本的“条例”，只是对上位法的援引和细化而已。但，纵使是具体化的地方法规，也依然未能就执行层面的困境给出答案。众所周知的是，所谓集体协商若要真正生效，至少要基于以下前提。也即，职工群体的高度组织化、谈判技巧和知识的必要准备，以及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不服从权利。诸如此类，都是不容回避的紧迫议题。

当然，某地、某厂的薪酬水准，并不取决于集体协商开展到何种程度。本质来说，劳动力价格的形成，更多还是遵循着市场定价的逻辑。但，倘若工资协商能真正到位，势必意味着区域用工环境获得根本改善。而后，一种更稳定、更可预期的雇佣结构，终将转化为各方多赢的结果……或许，只有当职能部门能够严肃权衡成本与收益，一套“有原则、有配套”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才有真正成立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