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安徽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遭奸杀，其夫于英生（时任区长助理）被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于家人17年的申诉，去年8月，安徽高院立案复查后宣告于英生无罪。其后，真凶被抓获。于获释后，获得国家赔偿并补发17年公务员工资，共计百余万。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生活无法再回到原来的轨迹。（5月29日《新京报》）

即便同样悲怆，于英生的故事，也早不如那些旧例直刺人心。当我们见多了相似的冤屈，似乎不可避免的，会滋生某种厌倦。这份冷漠的“免疫力”，会消解同情、消解愤怒，消解反省和反思的努力……所谓冤案，加诸个体之身，便是家破人亡、便是前途丧尽、便是剧痛锥心；而将之置于社会层面，便是司法不公、便是合法伤害，便是强大机器碾压了公义！赵作海、于英生的人生轨迹，虽充斥着浓浓的历史遗留意味，却也贯穿了一份根深蒂固的无助无奈。

剖解一起起冤案，其根本逻辑惊人相似：在特定阶段内，侦控审所构成的司法链条，因为各自的失职、彼此的纵容，而造成了嫌疑人被错判。最开始，警方无所不用其极罗织“口供”，并将之作为定案证据；其后，检方全无“非法证据排除”意识，无条件认可警方的判断；直至最终的庭审环节，法院对公诉方予取予求，几乎满足所有公诉请求。一套无比默契、暧昧合作的定罪模式下，于英生的荒诞遭遇，也就变得无甚惊奇了。

如果说司法伦理与技术规范的失守，直接导致了于英生蒙冤入狱。那么，其最终沉冤得雪，显然得益于“司法环境改善”，一度沉睡的程序规则，逐步苏醒、重获启用。“2013年5月31日，安徽省高院根据《刑法》第243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此一举动，标志着过去公检法步调一致、协调定案的格局，正在慢慢改变——较真的监督制衡，让司法体系内的复查与纠偏成为可能，于英生因此获益。

也许，于英生从来都不是“肖申克”，他从未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是被“大环境”牵引着起起伏伏。于英生的“救赎”，更像是“被救”而非“自救”。当司法体系恢复了职业信仰、恢复了程序正义，于英生自然而然就重获新生……只是，这种文明的觉醒，到底能到何种程度，又能持续多久？公检法本就应有明确的职业德行，而今却表现出某种应时而变“游移反复”，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如今，于英生重获自由，曾酿成冤案的司法土壤，有变得更好吗？固然，进步一直不曾停步。但，一旦我们回望无辜者所经历的一切，便不由得呼吁，“进步”能来得更迅速和彻底。无论是侦控审三方的角色制衡，控辩对抗制的事实确立，亦或是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凡此种种一旦在实践中确立，才能构成对蒙冤者的真正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