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5月8日新华社）

低价药品目录，一度有效覆盖了民众基本的用药需求，并以严苛的“定价”，很好控制了医院和患者的支出。然而随着制药成本的上涨，以及市场层面恶性的压价竞争，很多低价药品早已陷入了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基于此，为了保护药企的生产热情、确保低价药不大面积“退市”，发改委方才决定“取消其最高零售限价”。当然，此一动向绝不意味着“彻底放开”。制定日均费用标准，给潜在的涨价动作，设置了一道“天花板”。

不同于公众的普遍担忧，职能部门的官员坚信，“放开最高零售价,不会导致药品价格疯涨”。其理由有二：实行了日均费用的控制；药品市场竞争充分……这也就是说，纵使低价药不可避免地会提价，也不会超过患者的承受底线。就此一局面，我们似乎无可厚非！只是问题的关键，从不在于“低价药变贵让人无法容忍”，而是药品领域摇摆游移的“管制之手”，长久扼杀了效率、制造着难题。所谓“调整”无一不是被动的、迟到的补漏纠偏。

失衡、失当的“行政管制”，实乃低价药现时麻烦的最大肇因。药品主管部门，一方面设立了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并严格执行之；另一方面，在采购、使用环节却未给予相关企业必要的“政策倾斜”。其后果是，低价药产家不得不主动争取医院采购——这事实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公平的议价环境。“重压制轻保护”的管制策略，极大弱化了药企在市场内的博弈能力，最终它们只能在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内彼此消耗。

无论是过去的最高零售限价，还是今后的日均费用控制，管制手段虽有微调，但其逻辑缺陷从未填补。需要思考的是，当职能部门强势导演了低价药的微利格局，又该如何为相关药企安排与之相应的生存之道？从“交换”的角度说，市场主体从没有毫无条件让渡利益的义务，它们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或保护。如其不然，利益受损者必会以各种方式反弹：近年来，诸多产商或将低价药改头换面忽悠市场，或干脆放弃低价药生产，便是明证。

负责任的、有取有予的价格管制，才能为低价药争取一个明朗的未来。呼吁对低价药加以必要“保护”，并非要退回到那个大包大揽的计划年代。而是强调，从各个环节入手，祛除对于低价药的固有“歧视”。比如，出台专门的业务规范，推动一线医生用药习惯向低价药倾斜；再比如，通过适度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维持低价药厂商的生存所需。

从本质上看，低价药是一种“价值被人为扭曲”的非正常商品。从前，药企承受了这部分利益损失，而今后患者将更多分担其中成本。但公众显然更希望看到，职能部门能通过管制方式的合理化与优化升级，来更巧妙、更有效率地消化“低价药”的涨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