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即将出台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高考模式。技术型高考为技能加文化知识,学术型高考为现在的高考,两类人才高考分开。学生高中就可选择未来发展模式。技术技能型有三种: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3月23日《北京青年报》)

教育部最新释放的信号,让呼吁多年的“高考改革”方案，一下子变得具象不少。所谓“两种高考”的提法，无疑极大突破了现有模式。于此方案，可谓拥趸甚多。因为，从功用角度说，“新方案”必将激励，更多学生走上技能学习之路，由此新增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想必能进一步优化固有的人力格局，从而更符合产业社会的实际需求。

公众对旧有学历教育深感失望，故而对新模式寄望甚多。在他们看来，“两种高考”的办法，势必扭转过往“重学历轻技术”的弊端。大力扶持技能型的高校教育，既有利于毕业生就业，也便于企业主招工，可谓互惠双赢。就此而言,“教育部将做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民意基础可谓殷厚。

一改“高教”的空洞无用现状固然可赞，然而此刻无疑尤须避免，滑入另一个极端：大学教育彻底世俗化，乃至成为一个技工生产流水线。过细过早的“方向选择”，会否造成“技能型考生”人文精神与通识文化的缺失？又会否彻底摧毁大学的神圣感，乃至其彻底沦为市场与资方的“上游工坊”？自上而下强势推动的大学改造，所导致的身份转变与认同落差，又该如何平复？

上述担忧自然不无道理，然而似乎仍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毕竟，所谓“两种高考”之说，因其太过笼统，极易令人误解。事实上，“将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学术型人才选拔分开，目的是将占考生数量近一半的中等职业院校学生解脱出来，不再与高考陪绑。”而在过往，即便是高职院校，也只能依照高考分数招生，其低至一两百分的分数线，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两种高考模式”的实质，乃是为中职学生设计专门的升学通道与筛选流程。“专业技能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录取标准，显然比超低的高考分数有意义得多。从此角度看，细分的高考方案，顶多就是对现有模式的补漏而已，其颠覆意义远没有各方想象的那么大……但即便如此，鲁昕所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通过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方式，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还是不免令人隐忧。

一方面是适应市场的需要，一方面是尊重大学的悠远传统，确保两者之间能维系某种微妙的平衡，才是理性社会所应真正追求的。乐见高考新模式所带来的纠偏和创新，同时我们更期待着，它能以更周全的规则设计，平复各方的内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