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提出，六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1月16日《新京报》）

最新发布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一方面旨在建构更严格的官员升迁门槛；另一方面则意图确立，更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模式。在一系列文本表述中，“裸官等6类人禁入提拔考察”，引发了舆论与公众的最广泛关注。此一想象当然很可理解：长久以来某些官员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往往存在极高的腐化风险。抱持“捞够就跑”的心态，裸官们能否负责地履行公职，着实存疑。

诚然，裸官未必就是贪官，但他们确乎有着更高的贪腐概率。倘若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初衷，自一开始就弱化对裸官的任用，无疑具备天然的合理性。事实上，诸如公务员一类的公共职位，历来有别于一般工作，而对在职者有着更高的道德期待。基于这种“期待”，公职系统在安排组织架构之初，便有义务预设更多、更强力的约束机制。显而易见的是，对裸官这类特殊群体，予以针对性的防腐安排，符合公职系统规避风险的整体诉求。

理性人的自觉自律，很大程度上维系于，亲缘共同体的“联系”。将配偶、子女等移居国（境）外，裸官们极可能因无“后顾之忧”而肆意妄为；而从另一角度说，亲人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监督力量，若无他们一旁“看守”，官员个体更可能加速沉沦……堤防裸官，体现了科层制的本质逻辑：在默认“人性不可靠”的基础上，以清晰的责任厘定，和缜密的权责制衡，来规束那些败德出格的个体欲望。

而从技术层面看，界定“裸官”并无太多难度。一整套庞杂的信息登记和联网数据，足够支持我们完成必要的甄别。如今的问题在于，在政策落实层面，能否正在较真？须知，我们的官场语境内，一贯存在“培养干部不易”的观念，乃至千方百计地“让规定迁就官员个体”——深植于地方权力土壤内的裸官，是不是有暗地勾兑、自我解套的能量？这是必须回答的追问。

政策消解于世故人情，消解那些不讲原则的“体谅”，已经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无论是“裸官禁入提拔考察”，亦或是其他什么反腐规定，首当要实现的就是压缩自身弹性，避免被个性化解释，和选择性套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