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这在业界引发激烈的争议，甚至有专家称“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据悉，中华环保联合会采取企业、个人两种会员方式。企业会员根据级别不同，分别缴纳1万至30万元不等的费用。而在这些企业会员中，很多都是曾被曝光的“污染大户”。（7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

为支持公众的环境维权行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引入了公益诉讼制度，明确“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一变化，不仅可以解读成是对现有诉讼制度的完善，更可看做司法体系对民间捍卫环境权益的力挺。只是遗憾，日前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中，竟又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圈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

诚如公众所担忧的，若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单一化，便意味着排除了一般公民、组织提起此类诉讼的资格。由此，必然有悖于“动员全民力量，共同捍卫环境”的立法初衷。且，另一个问题是，凭什么要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垄断这至关重要的权利？毕竟，尚无证据表明，这是一个运作规范、价值笃定、值得民众毫无保留信任的机构！

事实上，公众的担忧，似乎正被逐步应验。据媒体披露，很多高污染企业，居然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会员单位。而更为致命的是，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关涉：前者需向后者缴纳数万至数十万的“费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过去几年做过些公益诉讼，但诉讼对象主要是一些地方的小企业，没有涉及到一家其会员企业。”对此，又该怎样理解？巧合抑或必然？

当然，纵使存在上述种种，我们亦无依据断言，该组织与污染企业存在利益勾兑。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向会员单位收费”的运作模式，早已成型于法律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限定为“中华联合会”之前——这也就是说，如果从前此类做法无可厚非，那么在垄断环境公益诉讼权后，中华环保联合会显然应更注意“避嫌”。如若不然，想必仍难摆脱百口莫辩、遭人怀疑的境地。

非但是由于法律地位的转变，而要求中华环保联合会要与污染企业切断利益关联，而且从常识常情来说，一切以公共利益为追求的非盈利组织，在日常运作中都当避免与相关单位发生过深的经济纠葛。也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其中立和独立的属性！拿理性状态对比现实光景，不容回避的追问是，收取各公司会费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到底是代表着公共利益还是企业利益？

我们当能理解，立法者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求避免滥诉的考量。但，相比于莫须有的“滥诉”风险，由那个不被信任的唯一“诉讼主体”，所引发的全社会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信任，显然是更迫切需要正视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