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央视一节目中，“袁隆平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袁隆平在节目中说，“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犯罪的行为来限它，我参加过好多宴会，好多种菜十几种，二十种菜，每一样蜻蜓点水吃了一点点，其它全部倒掉，如果你限制，有好多人吃好多，浪费了之后要罚款。”此一建议引发了广泛热议！（1月24日《新安晚报》）

全民声讨餐桌浪费的大潮下，各类反思、建议，纷纷进入舆论场内。在这其中，固然多为深思熟虑的观点，却也不乏不假思索的吐槽。比如，袁老所谓“将浪费入罪”的阐述，其实就颇待商榷。一则，该思路多少有点“法律全能主义”的意味，奉行的仍是“重典治乱”的陈旧套路；再者说，“浪费”有N种，不加区分一律入罪，不仅可操作性有限，也极易造成权利误伤。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袁隆平的随口一说，事实上诱发了一场极具价值的讨论。其核心不外乎是，全社会该如何评价“浪费”？又该怎样抑制“浪费”？之于前一个问题，袁老的答案是，“出台法规，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遗憾，这并不是多高明的见解！因为众所周知，即便没有专门的立法，“浪费”也一贯被视作，不光彩、不道德乃至可耻的行径——此般认知，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通过立法，将浪费的“罪恶性”成文化。知易行难，拿出可行方案控制浪费，才是更迫切的命题！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个人消费型浪费与公款浪费：前者，与某些非健康的世俗文化关系密切，诸如“报复式享乐”（对物质匮乏时代的回弹）、面子心理（狂点菜、拒打包等同体面、大气）；而后一种浪费，则可归拢于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三公开支不透明、财政预决赛制宽松等等……两者性质迥异，必得对症下药才好。

减少自费式浪费，实则是个改造“餐桌文化”的过程。倡导节制、精致用餐的理念，进一步强化“浪费”的耻辱感，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并需以时间和耐心相配合。但，治理“公款浪费”，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之求解，答案清晰而直接：一方面，推动公务餐饮的标准化，杜绝“胡吃海喝”的存在理由；另一方面，促成财政运作的深度见光，切断“公款吃喝”的资金链条。凡此，毫无智力难度，只考行动决心！

当人们谈论“浪费”的可耻，请别忽视“浪费行为”的复杂性。对于不同类型的浪费，理当遵从不同的思考路径。个体消费所导致的浪费，只能以健康的“文化替代”，以及长久的“耻感灌输”应对；而打击公款支撑的浪费，则终要依赖更严密、科学行政体系的建构……反此种种，怎是一句“浪费入罪”所可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