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天前，河南郑州市中州大道的高架桥下，民工刘红卫意外死去。现在，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民工住宿。在部分路段，有关部门还设了花盆和铁栅栏以防民工落脚。记者采访获悉，有关部门为民工准备了安置点，可提供基本的住宿和避寒需要，但民工并不领情。他们表示，自己并非无家可归，而是高架桥附近不分昼夜都有货车要卸货，露宿桥下更易找到活干。（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刘红卫之死，余波未了！从最初的心伤，到而后补偿式的围观，乃至最近露宿民工被驱赶着“换场”。经历了凡此一切，公众已很难说清，事态到底是在向好还是变坏？原本，高架桥下的那群人，凭借超强的忍受力，维系着打零工的生计，艰辛凄凉而心有所安；但如今，同样的一群人，却因救助、保护的名义，无奈远离桥下、搬进安置点，得避严寒却无所适从……再一次我们确信，若不以当事人的诉求为起点，良善的“帮助”，也可能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露宿民工，无比清楚自己最在乎什么。但一般民众，却未必知晓。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个根本性矛盾：社会关心的是，维护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以及劳动的正常化；但某些人却坚持，用“生死置之度外”式的坚决，付出非常态的代价，来换取物质财富的累加。其实，在“理性人对自己负责”与“社会有义务救助弱者”同为时代价值的语境下，应对“露宿民工”现象，并不简单——在郑州，职能部门早前被指责履职不力，如今又被批评“干涉民工行为自由”。

纠结种种，归结起来也简单。也即，公职者能否打着“为你好”一类的理由，来替他人做主？或者说，当事人“对自己不负责任”到何种程度，公职机构才有权力强制介入？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精准答案。但确知的是，民工冒着严寒、露宿打工，至少算不得严重的、不可容忍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在此间的文化传统中，大家更乐于将之归入“吃苦耐劳”一类。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这类行为就可放任不管、无需引导！

民工为打工露宿，乃至有人身亡，职能部门适时介入合情合理，却绝不应摆出“强制”姿态、采取“封锁桥下，逼去安置点”的方式。如果说，刘红卫事件后，郑州意图拯救城市形象，那么决策者先当明白，是畸形的劳务格局、畸高的打工代价，而不是露宿民工本身，导致了那起悲剧。且有必要重申，职能机构本就无权要求民工“如何去做”，而只能以专业的就业援助，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间接引导。

须知，在“工作”与“温饱”之间，露宿民工无疑倾向前者。基于此，任何公共救助方案，都当以不悖逆此一意愿为前提。终究，这是一群劳动者，有别于流浪汉，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靠双手赚钱”的更多期待，有更强烈的尊严感……所以，若真正“为他们好”，就该尽可能创造条件，降低他们“劳作换报酬”时的身体成本；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打工机会，将之彻底矮化成“安置点”内等待接济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