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而央视调查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先后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于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介绍，在国家层面，国家统计局尚未正式开展幸福测度工作。（10月30日《新京报》）

就如许多提法一样，“幸福城市”一说，既飘渺又现实，既抽象又具象，似远似近、琢磨难定。当然，就其语义初衷来说，此类施政目标，显然极具善意和人文精神。随着社会持续发展，具体“人”的形象，渐剥离“人群”的整体性，而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当隐匿已久的个体性、差异性，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蓬勃释放，一切城市的管理者，注定不应对之视而不见。在此背景下，“幸福城市”席卷官方文本，着实是顺势应时之举。

“幸福城市”，是目标亦是理念。是将民众实感，引入决策考量的一种尝试。“施政动作，更加侧重民众福祉”，至少可分拆成，两个层面的底线诉求：其一，避免公共决策损害民众利益。也即，大至产业布局、经济建设，小至工程施工、街容整治等，都当以不侵犯民利、不激发民怨为前提；其二，力争公共决策能改善市民生活状态。于此，当然有赖于教育、医疗、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兜底运动，能得深化、周全。

当人们言必称“幸福城市”，实现上述“低阶目标”，想必还只是入门级的要求。然而，在一些地方，施政者对“幸福城市”的勾勒，也就仅仅止步于此了——将某些应尽的公职义务，一股脑囊括到“幸福城市”的蓝图内，本质只是一种“自我包装”与“自降要求”。既然“幸福城市”，自诩为新口号，就必须辅以不一样的内涵与外延。毕竟，最终评价一座城市是否幸福，只能参照那些高阶标准，而非底线诉求。

诚然，谁也无法界定“幸福”，更遑论将其量化、测度。看上去，“幸福城市”只是，一个难以检验的允诺。其实，城市治理者的施政宣言，本不应如此虚无缥缈。与之相较，细分、具体、量化的履职宏愿，似乎更方便民众监督、审校。但，必须提及的是，在此间大家苦“数据枷锁”久矣，乃至会对“数字目标”生发出，莫名的猜度与忌惮。于是，不那么生硬、充满温情的“幸福城市”论，这才具备了相当的舆论市场。

民众欢迎“幸福城市”一类的施政允诺，是因为从中可以体知到自我更被尊重。但更重要的，显然是这种听着受用的“话语福利”，能否转变成每个市民的“实际利益”。而众所周知，鉴于统计技术的局限，谁也无法精准测量“市民的幸福指数”。那么，或许可以说，围绕“幸福城市”，承诺者、被承诺者，只是在基于互信、自律的道德感，而相互期许、相互负责、相互等待。

可见，“幸福城市”一说，并不仅是一个单方面的承诺，而是官方与民间互展诚心的过程。施政者能否自律，确保本就抽象、无从检验的承诺不至石沉大海？民众群体能否打开心扉，以纵向的视角、抱持耐心、客观评价职能部门的“新努力”？在互信消弥的年月，“幸福城市”一类的口头契约，恰因其空洞反倒具备了弥合人心的能量。而其前提自然是，施政者自律而为，民众能真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