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人社部、发改委等9部委召开会议，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各地应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当天立案并在7日内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12月6日《新京报》）

关于春节，历来有“年关”一说。之前，多有饱尝欠薪之苦的农民工，在岁末年终不甘离去、无颜归家。对他们而言，一纸欠条、或更不靠谱的口头允诺，显然难以偿付一年的辛劳。继而，一旦劳资矛盾不可调和，合法讨薪便极易步入歧途、不可收拾。在此节点，九部委的“新部署”自有必要。其意义在于，至少于特定时段，赋予农民工以更多维权便利。藉此，弱势者不再弱如往昔。

显而易见，所谓“新部署”、“新要求”，实是对已有法条的重申。“10人以上劳动报酬争议，当天立案、7日内结案”、“部分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既未扩充农民工的法律权利，又没增加其维权路径。但，此等浅尝辄止的表态，竟仍给农民工带来了可观的希望。有限的改良、满满的期待，两者貌似错乱，其实不难理解：九部委的最新决定，通过明确“处置时限”和“责任人”，大大刺激了制度执行端的效率。

在立法层面，施展空间无多的前提下，职能者执行法律的“效率”，恰是左右薪酬纠纷走向的关键。过往，无论行政抑或司法渠道，处置农民工讨薪，皆少有雷厉风行之态。久而久之，“常态门路”的低效乃至失效，便固化为很多讨薪者心底的刻板印象。于是，法律意识本就淡薄的他们，注定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权。“跳楼讨薪”、“裸奔讨薪”，甚至“拜河神讨薪”……荒诞每增加一份，悲怆便累积一成。

“讨薪的行为艺术”，天然是风险递增的“艺术”。任其演化，谁也不知道，下一种形态将是什么。唯一确知的是，“常态门路”一日不恢复效率，随着舆论关注门槛一天天高企，“私力讨薪”只能越发剑走偏锋。一个最典型、最极端的案例是，已有“两名民工，为讨薪住塔吊68天”。不仅农民工群体，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如此之高的维权成本。意识到潜在后果，“九部委”在春节前夕的部署，终于激活了沉睡的法定讨薪渠道。

是“节前福利”，抑或早该如斯？临时性举措，有无常态化的可能？一个文明的社会，怎可忍受弱势群体，一年里只享受一两个月的完整报酬权？追问连连，无非是为督促未来向好。而事实上，作为临时补救措施的“部署”，也尚不曾全然尽如人意。诚如众人所担忧的，“10人以下、人均涉案1000元以下的劳动报酬争议”，能否得到平等对待？本是一个杞人忧天的诘问，却在权利疲软的特定时代，显得无比必要与急迫。

农民工的期许，也是一切良善者的心愿——让每一个人的“合法报酬权”，在三百六十五天里，得到无差别的尊重。而这，取决于九部委“部署”的作用期限，更取决于“职能机构”能否保持一贯效率。事实上，“七天立案”、“主任督办”，无非体现了公务科层制的某些常识：有成文的、书面化的程序规则；以非人格化的方式遵守这些规则；明确个人的职责……那么，在“节后”、在平时，此类原则，还依旧能被忠实恪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