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镇发生一起丙肝聚集性疫情，目前56人经初筛检测阳性，经采集其中16人进行核酸检测，13人为丙肝病毒阳性。据初步调查，发现的丙肝阳性者均在某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11月29日《人民日报》）

一座小镇，因为丙肝突发，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不幸者的不幸，瞬间在人心深处引发激荡。于是，在同情、遗憾与困惑之外，悲剧何以酿成、谁应为此负责，再一次成为两个终极追问？之于前者，答案似已若隐若现，“医生注射未换针头”；而对于后者，或许言之尚早，却终归不容回避。众所周知的是，所谓“事故”所以能不频发，便在于一切酿祸者可被公平惩戒。

丹城镇的丙肝疫情，的确很是诡谲、足够惊诧。可是，在最初的震颤之后，公众难道不会心生一种“何足怪哉”的感叹？类似事件的发生，固然极端偶然，但仍不曾超越你我的印象判断：农村小城镇，历来医疗基础薄弱。非但卫生设施残缺不全，某些从业者的业务素养亦不敢恭维。在本就堪忧的大背景里，任何“意外事故”，都有“必会如此”的基因，而“聚集性丙肝疫情”同样概莫如是。

一套低质运作的农村医疗体系内，种种已被主流社会淘汰的医护器具、治疗行为，得以固执存活直至酿成大错。“老式的不锈钢注射器”、“针头经开水中消毒后继续使用”……你能想象此类事情，发生于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吗？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农村也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其结果只有一个，在广袤的土地上，“更合理的医护规范”难被恪守、“更有效的救治手段”难以推广。

缺乏强力推动，若照自发秩序演进，农村与城市、小城镇和大都会，医疗层次的差距注定愈发拉大。少数的发达地区，具备完善的软硬件基础。之后，任何一次理念的更新、技术的换代、器具的升级，都只需支付更小的“边际成本”。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地基，犹且未能真正建成。在它们看来，即便是底线性的“规范化努力”，都代价沉重、举步维艰。丹城镇的丙肝疫情，何尝不遵从着上述逻辑——当事医生痴恋“老式注射器”，当地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半因为，倘若较真震动太大，无论认知抑或成本。

“丙肝事故”的另一面，乃是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医疗水平时间差”。当一次性注射器，已成城市的常态物件；在农村，“老式针筒”竟仍市场广阔。人和物，观念与器具……凡此种种，乡土世界，无不显得滞后一拍、落后一步。发生在丹城镇的不幸，绝不仅是失职医生的过错，亦不全是渎职监管者的责任。步履蹒跚的农村医疗标准化进程，才是真真切切的肇事源头。只是，又有谁能为此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