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番禺8名女工，去广州先烈东路万佳服装批发广场买衣服，被保安当成小偷捆绑殴打，在市场内游街示众。该服装批发广场管理处负责人承认有此事件发生，但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向每位女工赔偿9000元，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还要求女工不得向媒体宣扬此事。（8月31日《新快报》）

游街示众并不鲜见，不论是某些执法者，还是一般民众，都对此类羞耻刑颇为迷恋。以围观施加侮辱、借目光进行制裁，很多人沉浸于“杀一儆百”的快意之中。当法治光亮，尚不足以照耀每个角落；当世间罪恶，仍无法得到对等惩戒。那种“亲力亲为”的正义信仰，便会发酵而出乃至肆意而为。“游街示众”屡禁不绝，不仅可以解读为少数人素质堪忧，更是某种草莽复仇观的直接昭示。

必须说明，“游街示众”绝对不是群氓整人的专利。在古老的司法设计中，“游街”历来是法定惩戒的一种；时至今日，某些执法者，也时不时祭出“示众”大棒：2010年，湖南娄底曾举办“公捕公判大会”，犯罪者被台下六千人火爆围观；此外，东莞清溪警方，也曾用绳子牵“小姐”指认现场，并让镇电视台拍摄播放，此举被指变相游街……似乎不论官民，“游街示众”都拥趸甚多。

即便如此，“游街示众”仍无法摆脱草莽属性。这是因为，直接复仇、侮辱报复等惩恶手段，与现代法治文明格格不入。不同于传统社会，如今“制裁不法”早已是职能机关的专属权力。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都不可由公民个体或小群体越俎代庖。保安捆绑女工，乃至逼迫游街示众，本质上不过是“窃权”与“侵权”的混搭——擅用司法惩戒权，侵犯民众人身自由。

之所以，民众无权亲自制裁罪犯，却必须由专职机构取而代之，实际上有着非常周全的考虑：一来，专业司法，能最大限度避免误伤；再者，罪刑法定，可以防止惩戒过度、罚重于罪。事实上，发生在广州某服装市场的闹剧，恰好最能说明上述制度安排的必要性。保安义愤填膺，对着“小偷”拳打脚踢，却最终被证明误会一场；且，即便女工真的行窃，“游街示众”的羞耻重型，也明显伤人太甚！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内，公众早该有清晰认知，即“司法惩戒”远比“同态复仇”来得精准、高效和文明。

遗憾的是，少数人仍痴迷于，蕴含在“游街示众”中的快意恩仇。此类草莽复仇观，事实上有着颇深厚的滋生土壤。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同胞感”薄弱，对他人的人格、尊严、隐私等底线权利缺乏尊重；另一方面，司法实践尚难孚众意，效率低下、程序繁琐等沉疴根治缓慢。两种因素交相作用，民间自发的、朴素的正义感，就时不时扮演了“偏心判官与暴力警察”的角色。故而，民众的“游街示众”情节，看似是对专业司法的背离，又何尝不是鞭策司法进步的另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