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称,当前有很多项目公关为自己的项目做各种努力，其经常能接到各种“沟通电话”。更有甚者，参评人拿着材料请他“指教”，带来的材料里经常夹着一定的“东西”。邢新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说，每到评选博士点的时候，不少学校都要组织班子，举行公关活动。各种项目评审没有办法取消，代表委员们就强烈建议取消由评审引发的种种评奖。（3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评审之乱、公关之盛，已然被邢教授视为“人格侮辱”。当学人气节与道德，需不断经受“钱物”考验；当评奖、争项目，演化为私相授受、暗通款曲的闹剧。不论学界抑或科技界，或许都该感到莫大屈辱。畸形公关肆虐，之后便是普遍性溃败。尤其悲哀之处在于，潜规则渐取代明规则，而越发摆上台面、无所顾忌。继而，劣币注定驱除良币——“中国的事情，顶尖团队不一定能得到关键支持”。识时务者得势、“不通人情”者饮恨，大致便是众多评审的终极法则。

在邢教授看来，做“评委”无疑是一件苦差事。“不敢接电话。半夜12点前不敢回宾馆，公关的人常守在门口”。所谓“评审”，俨然变成了“猫鼠游戏”，一场耐心与良心的较量。只是，为何评委们会成为躲躲藏藏的一方？面对暧昧且敏感的“公关”，避之不见固然能撇开嫌疑、自保清白。但，拒绝如此“温柔”，何尝不是对败德者的潜在纵容。事实上，评委们的无尽烦恼，很大程度源于自身的怯懦。没有直接而强硬的回击，各种评审公关当然前赴后继。

作为学人，其责任不止于恪守道德，亦在于维护学术共同体之尊严。面对公关，理当阐明立场，展现一位评委当有的“威严”。唯见诸阳光，阴暗勾当才会有所收敛。以此量之，评委们不妨将“公关者”信息拿来一晒：或通过公共媒介、自媒介曝光；或呈送相关学术纪律组织裁定。经此而后，评审公关成本大增，“待评方”断不会以身犯险。所以，评委之忧，本不成其为问题。仅仅由于正气不彰、学人弱势，公关者才有了“电话骚扰”、“宾馆蹲守”的底气。

在当下，学人多缺乏捍卫职业荣誉的决心。一方面，对着媒体动情诉苦，作苦大仇深、深受其害状；另一方面，怯于对现有规则说不、与学术败德者一搏。于是，在公众看来，学者、专家形象日衰；反观自我，学人也觉迷惘、压抑。诚然，现实如斯，并非一人一时之错。学术官僚化之下，学官当道、学人多受制掣。当公职部门主导“评审”，学人的身份与其说是“评委”，不如理解为“临时雇工”。已有格局下，学人由于不是“主持者”，便无需为评审质量太多担责。

既然如此，乘机渔利又何尝不可？评审结果，难与具体评委声誉挂钩的语境下，当事学人自可笑纳“公关”、大赚一笔。即便有坚守之人，想必也止于自保清白吧。因为，与潜规则为敌，无异于与“平庸的多数”宣战。更罔论，此间历来是一个“人情世故”颇被推崇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