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在沙丘宫去世。在他生前，他没有立过太子。在临死之前，秦始皇匆忙下了一道给长子扶苏的玺书，玺书写道：“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玺书已经封好，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使者，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就离开了人世。赵高与李斯合谋，假造秦皇的遗诏，让长子扶苏自杀，让少子胡亥继位，这就是所谓的沙丘之谋。

对秦始皇遗书的内容以及沙丘之谋的具体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非常详细，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些记载甚至涉及到了当事人心理活动的细节。于是后世的读史者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像沙丘之谋这样机密的事件，其具体的信息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呢？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司马迁以他对历史的精通和了解进行的演义，另一种是参与其中的当事人之一透露了这个秘密，并以某种形式妥善保存了下来，公诸于后世和历史。

下面，我们先看这第一种可能，即司马迁进行的演义。《史记》中有许多著名的细节，一些读者通常认为这是司马迁的演义或者是推测。但是其实只要深入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首先，司马迁被认为是古之良史，如果他对很多问题都进行这种演义，那么他还能被称为古之良史吗？其次，司马迁以后的史家，现代的除外，很少有人质疑过这一点。再次，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细节其实还是很不够细。比如鸿门宴中的细节，许多人认为是司马迁的合理想象，理由就是司马迁不在场，所以他不能了解得那么仔细。的确，司马迁并不在场，而且那是在司马迁之前八九十年发生的事。但是，司马迁所写的并不是新闻报道，他写的是历史，司马迁不在场，不等于当时就没有在场的人，不等于当时在场的人都不会用笔做出记录并且这些记录能够留传的司马迁的时代。鸿门宴进行的时间很长，当事人会谈到很多话，说起很多事，司马迁的文字记录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记录说是细节，其实仍然是很粗的，仍然是主要的梗概。最后，司马迁能够收集到的历史材料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要多得多，他应该引述了一些前人的实录，只不过在历史不断的推移之后，《史记》仍然保存了下来，而那些实录则消失在历史的天空。综上，司马迁演义或合理想象的理由并不存在，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鸿门宴，而且适用于沙丘之谋的具体细节。

那么，沙丘之谋的具体秘密能够记录在历史上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就是当事人之一透露了这些细节，并以某种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由此，也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谁会透露这个秘密呢？当事人，只有三个，胡亥、赵高和李斯。胡亥会透露这个秘密吗？不会，因为，透露这个秘密将彻底否定他的合法性，对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对他的敌人带来什么坏处。从胡亥的结局来看，他是在仓促之间被赵高派人杀掉的，在他被杀掉之前，他对此没有预感，可以说，他是胡里胡涂死的，没有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透露这个秘密，而且他的随从都属于灭口之列，不会有生存的机会，即便他说了什么，也不会被保存下来。排除了胡亥，我们再看赵高，赵高会透露这个秘密吗？这三个人中，最不会透露这个秘密的就是赵高了，因为他是沙丘之谋的最大受益者。他最后也是在仓促之间被刺杀，死的比胡亥还要突然和痛快，更无机会去说这个秘密。那么，有动机又有时间来说出这个秘密的只有李斯了。李斯也是沙丘之谋的受益者，但他得益的程度比胡亥和赵高都小，而且他在与赵高的政治角力中处于失败的地位。他是按照法律程序在最后被公开处死的，他有机会和时间说出这个秘密。当然，他知道说出这个秘密并不能挽救他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代大儒荀子的学生，他懂得历史评价的价值，所以他以一种隐密方式说出了秘密，并通过可靠的途径让这个秘密保存了下来。作为大秦丞相，李斯有众多的门客和舍人，这些人中的某一个有机会保存了秘密并公开于历史。李斯这样作为的是公布真相，将胡亥和赵高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符合李斯最后对政敌进行报复的心理。李斯可能想不到，在他被处死一年后，胡亥和赵高也都做了泉下之鬼，大秦王朝也短命而亡。从《史记》中对具体过程的记述来看，赵高不仅是沙丘之谋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坚定的决断者，胡亥有过犹豫，李斯有过抵触情绪，他们都不是一开始就特别情愿。这个具体过程的记述，有为李斯开脱的痕迹，那么，它与李斯不可能脱离干系。（阿杕原创）

20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