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激烈批判者那里，“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一大罪状，他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一个极端顽固极端保守的观点。真是这样的吗？那就让我们从这句话的出处说起吧。

“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汉书·董仲舒传》，是董仲舒在著名的《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原文是“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应该承认，在后世，许多反对变革的人常常引用这句话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性，所以，这句话也就常常站在了与时俱进的对立面。

这句话，还影响到现代人对董仲舒的评价。许多学者认为董仲舒是使儒家伦理神权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在为封建国家的绝对统治服务。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命题论证了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成为束缚后世的精神枷锁。

上述解释充满了想当然，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得出董仲舒的观点，然后再用这个观点去评价董仲舒，这本身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在董仲舒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观点，还有上下文。反复研读《贤良对策》以及这句话上下文的前后搭配，我们就会知道，现代人其实误解了董仲舒的意思。

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对“道”从不同的侧面给出了许多解释，比如在第一策中，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也就是说，董仲舒所说的“道”是指治国之道，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如何施政的问题，这个“道”不仅包括施政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将董仲舒所说的“道”解释为“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并不准确。

在《贤良对策》的第一策中，董仲舒还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这实际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苛酷政治和镇压行为的论点。因此，董仲舒所说的“天”既不是完全自然的天，也不是完全人格化的天，而是在天人合和中体现正确价值观的天，也可以解释为天命。那么，天命可变吗？在《贤良对策》第一策的开篇，董仲舒就说：“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天命是可变的，如果统治者无道，那么天命就会改变。

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也就有了两种解释：一种是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另一种是，如果天命不改变，那么治国的根本之道也不会改变，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天命改变了，那么国家的治国原则和政策也会随之而变。这两种解释中，第一种解释纯粹是想当然，第二种解释才更接近董仲舒的本意，因此，把董仲舒的这个观点看成是顽固保守是一个误解。

为什么这样讲呢？细读《贤良对策》的第三策，我们就会知道，在夏代之前，尧、舜、禹三位圣王是实行禅让的，这样，虽然政权出现了转移，但是天命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尧、舜、禹三位圣王的治国之道也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夏、商、周三代的政权转移就不同了，汤、武都是通过革命改朝换代的，也就是说，天命已经变了，那么，治国之道呢，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汉儒经常说的“夏上忠、殷上敬、周尚文”。尧舜禅让，并不是由于社会动乱，而汤武革命则是由于社会动乱，所以，董仲舒说：“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当然，在变化之中，也会有不变的东西，所以他又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

所以说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规律的总结，因为他是一位大儒，熟知历史。有趣的是，董仲舒说出这个历史规律的目的不是劝汉武帝不变，恰恰是劝汉武帝改变，他说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建立的，所以汉朝的治国之道不能和周朝完全一致，而是要多多吸取夏朝质朴的施政特点。

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一代儒宗的董仲舒居然建议汉朝不要学习周朝而要学习夏朝，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如果考虑到《贤良对策》的历史背景，这一点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的汉朝正在走向全面的繁盛，而汉武帝又是一位少年天子，盛世固然会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也会趋向错综复杂，甚至尖锐。大汉朝廷再对这些矛盾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也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太现实，所以“有为”的儒学开始走向全面复兴。汉武帝“好儒”至少有二个原因，一是这位少年天子正雄心勃勃，希望作一个可以和前代圣王相比拟的好皇帝，二是盛世的财力支撑使他非常羡慕周代的礼乐文饰，他需要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为帝国装点门面。这两个原因前者对治国是积极的，后者对治国是消极的。我们当然不能低估汉武帝要做一个好皇帝的决心，但是他要大兴礼乐以争荣夸耀也是一个基本现实，董仲舒对此深有体察，所以他以非常委婉的语言来鼓励汉武帝发扬积极的方面，抑制消极的方面。这也就是他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的原因。

最后，笔者要指出的是，现代人对董仲舒的了解并不多，对他定格化的解读多有扭曲。实际上他是研究和阐发《春秋·公羊传》的伟大学者，而《春秋·公羊传》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会让许多现代人意想不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九个字曾经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史记》中，被司马迁引述过。董仲舒反复解释与宣说的“王道”，其定义权并不在帝王将相那里，而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那里，在历史反复沉淀的公认原则那里，在以《春秋》为代表的六经正义那里，与其说董仲舒是要将儒学纳入封建专制的轨道，不如说他是要把封建专制纳入儒家“王道”的轨道。所以，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中国最早的“宪政”萌芽，而这一点，需要人们不断地深入了解。(阿杕原创，本文曾以别题发表在＜百家讲坛＞红版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