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文和园”想起沈德潜

桐 城  黄其福

确士先生七十余，

自删诗稿号归愚。

青鞋布袜金阶上，

天子亲呼老秘书。

清代袁枚这首诗说的是乾隆朝诗及诗论大家沈德潜的。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清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卒谥“文悫”。

沈德潜诗及诗论影响了康乾盛世之诗风，其所谓“格调说”一时风行诗坛，很能迎合康乾最高统治者之虚荣。“格调”诗论宗唐卑宋，主张诗人之立言，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讲“蕴蓄”，忌“发露”。也就是不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以歌功颂德为主。沈诗多脱离现实，含庸俗之风者多，吐苟安之气者众，是典型的“台阁体”。清杭世骏评当时诗坛云：“大都絺章绘句，顺以取宠者。”即可见沈诗之亦不可取也。

文肖其人，诗助名成。沈德潜于乾隆四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德潜以乾隆三十四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其为官在朝，一直以“江南老名士”随扈乾隆帝左右；致仕归田，亦多次受诏奉迎南巡圣驾。乾隆帝与其诗文唱和，往来影行，足见德潜生前之受隆恩圣宠。

乾隆曾经召其论诗，德潜以饱学博闻之识，应对如流，深得乾隆嘉许，不八年即累官至礼部侍郎。乾隆上谕：“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对沈德潜，乾隆帝怜老惜才之心情溢于言表，隆宠优抚之恩不绝于行。

十四年，德潜以病老乞归，乾隆帝许以原品致仕，“令校御制诗毕乃行”；其后，乾隆帝不仅为其《归愚诗文钞》作序，而且赐其御制诗几十首，称其诗作“伯仲李、杜、高、王”。德潜归田，著书作述，收辑往岁之作，主讲苏州紫阳书院，诗文启后学，道德标东南。

十六年，乾隆帝巡江南，德潜奉迎圣驾于清江浦（今江苏淮安），乾隆帝赐诗：“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同年冬，赐额：“德艺清标”。

十七年，德潜年八十，乾隆复赐：“鹤性松身”。

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乞诰命，诏准封典三代……

以德潜残岁之身，因诗名，诣金阙，受隆恩，身享如此之荣：一方面，由于德潜之耿耿于功名之心。德潜早年家贫，父母早逝，“光阴如过客”，教馆生涯达四十余年。虽处困厄，声名不显，“孤馆听残雨”；但德潜仍能勤学不辍，屡挫屡试，宏愿始终在心而不息：“还思假我年，勿使终无闻。”先后科考十七次，终于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另一方面，乾隆帝是历史上非常自负的一位皇帝，晚年他曾经自号“十全老人”。作为一位皇帝，“万几”已属不易，“宸翰”实乃劳心。乾隆帝需要沈德潜：以德潜“诗学大义，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其髓”之积学，不正合乾隆圣意吗？一者，乾隆帝也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于词臣之手，真赝各半。”德潜之于乾隆，正可作枪手之用。二者，皇帝也需要一块招牌，来表现其敬老惜才之形象，以引领天下士子兀兀穷年，“积其所学，到老乃成”。

于是，一时间，君为臣诗钞作序，臣为君诗作点校，文来诗往，君臣相得。晚清有学者评曰：“诗人遭际，自唐宋至清朝，以长洲沈尚书为第一。”恤典优隆，绝无仅有！

然而，德潜之为人，到底还是让乾隆信不过；其人之行事，也到底还是不够“蕴蓄”。乾隆帝曾经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不幸一语成谶。

德潜归田，编《国朝诗别裁集》，依诏奉朝且乞序，本以为赞文功，颂盛德。不料，因将钱谦益列于前茅，且兼其他龃龉，惹恼了乾隆帝：“钱谦益诸人……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因大骂德潜“老而髦荒”。

四十三年，《一柱楼诗集》案发，乾隆帝以德潜称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再忍不住了，说德潜：“久蒙圣恩，理宜谨慎自持，乃敢视悖逆为泛常，为之揄扬颂美，实属昧良负恩。”“卑污无耻”！于是亲笔降旨：追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

我则以为：即使《一柱楼诗集》果存悖逆，自视千古一帝的乾隆也犯不着置前播之君臣情谊于不顾，追赠削谥则可，仆碑毁墓乃大可不必。然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乾隆帝既重当下朝堂之威，又忧百年草野之名。即使前有“真赝各半”之说，当德潜或其子弟真将代作御制诗收入自己的《归愚集》，在乾隆那是断不许可的。想乾隆既已诏准德潜谥号“文悫”，而德潜行事不谨，为人不厚，触龙鳞，犯皇威，身后灾生而泉下不宁，岂不自招？

呜呼！哀彼尚书：

仕能潜德，

归而行愚；

福后灾生，

埋忧地下。

可不慎欤？

反观与德潜同朝近十年之桐城文和公张廷玉。

廷玉以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初选翰林庶吉士，乃始通籍。廷玉学问素优，勤勉供职；居庙堂，辅三朝。尤以雍正时期：廷玉屡承圣命，“精敏详瞻，悉当圣意”；常恭聆圣谕，退而缮录，“少者数百言，多者至数千言，皆与原降之旨，无少遗漏，屡蒙先帝嘉奖逾量。”因典参军机，跻身枢臣之列；十三年，雍正病危，廷玉和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让廷玉“他日配享太庙。”

乾隆二年，晋三等勤宣伯。四年，加太保。至此，廷玉开清大臣配享太庙，文臣爵至侯伯之先例。

不意后来，廷玉以长子若霭病故，备受打击，且已“衰颓日甚，益不能支”，萌引年退休之计，去留之辩终致君臣嫌隙渐生：乾隆十三年，廷玉乞以病老，乾隆以“从祀元臣”之名，宣谕慰留，廷玉离京不得；其后，廷玉归田安养之愿再三受阻，身心憔悴：一以“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罢伯爵之名；再以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辞京归来，更因坐罪事，籍没五十年颁赐诸物……

想文和公，“学问优长”，“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可以说，雍正朝多数谕旨，虽称述圣意，却多廷玉之文。连雍正自己也称赞廷玉：“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不能及也。”既受乾隆之命，总裁纂修《世宗实录》。廷玉亦处处揣摩，字字用心，“居心赤忠，办事敬诚。”

其为臣也忠，其治家也谨。在朝日常，廷玉常自警：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居阙内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相接。”他认为国家之事贵在慎密，“尤不当轻向人言。”归田园，以谨肃治家，做真神仙，不说上界事：所撰文字及自编年谱，无一字关涉朝政军机；即野史乐道之禁内秘闻，也从无半毫由此外泄。无论极得意还是极失意，廷玉都是良弼桥头一尊高标，运如天上雁，颉之颃之；命若龙眠水，子来子去。廷玉均“以义命自安”，时时检点言语，“致谨于入口、出口之际。”忌过当之辞，不惟养德，又得养气。良弼桥，从某一种意义上，是帝京了解桐城，了解张廷玉的桥梁。

是以，乾隆闻廷玉逝讯，诏以大学士品秩御祭赐葬：“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乾隆此意，一者显自己遵先帝遗训之孝道，二者彰朝廷褒廷玉勤慎赞襄之忠心。五十年，乾隆回忆自己年少时举“三老五更”故事，对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表示遗憾，亦自省少时有“好名泥古之意”，更兼惭悔自己当年对廷玉的翻覆之举。

德潜之与乾隆，乃非同一平台上的自负者，其合作基础始则脆弱之至，纽带稍松，必致双方情感的相负：先负者情屈，后报者理亏。在德潜，既已致仕，宦海余生，更不想寂寞身后名；在乾隆，德潜以诗求荣则可，以诗扬名则非。治人者的怨怒大都源于自信之不足，便用威权——即便理亏——来弥补。有清一代，“文字狱”此伏彼起，其本身亦不过是对“名教”的一种强力推行，以血腥来掩盖“名教”的不自信罢了。

而廷玉之“善自谨”，则足以让乾隆放心，也为之而动。廷玉追求君明臣忠而后朝廷治安：对自己，他“治心以正，保躬以静”；对他人，他受恩不负，功自在天。

赞曰：

张公文和，

居官勤慎，

约身至谨。

克敬克诚，

以钝以静，

砚斋以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