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0日，史学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96年的人生征途。他留给世人56种54册著作，约1500万字。按现代学科门类划分，其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在人文学科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钱穆出身贫寒，早年多病，生活飘荡，而且时常经受胃病困扰，晚年更是双目失明，却著述颇丰，得以无疾而终，其养生之道确有独到之处。  
    钱穆的祖父37岁谢世，其父终年41岁。1928年，钱穆的结发妻子和新生儿子也相继死去。其长兄钱挚在为弟料理后事期间，因劳伤过度，引发旧病病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在钱穆内心投下阴影。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他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因这些人生变故，加上钱穆本人早先亦体弱多病，故读书时关注“年寿”之事。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羡放翁长寿；读《钱大昕年谱》，知谱主中年时体质极差，后来转健，高寿而治学有成。钱穆因而感悟：“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而最经常的运动方式是郊游和爬山。由于胃疾，他饮食清淡节制，使得同有此病的陈寅恪引为同道。钱氏弟子称乃师是“很懂得生活之人”。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在钱穆先生的养生方式中，静坐（息功）应该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钱先生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深有心得。他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了多次静坐经历：“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的妻子回忆说：“我和宾四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这应该是他高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静坐之法

    端坐椅子、床铺或沙发上，大腿平放，小腿要直，两脚分开，放松腰带，头颈正直，下颌微收，背伸直，两肩下垂，全身放松，闭目闭口，舌抵上腭，两手交叉放于腹部，两拇指按于肚脐上，手掌捂于脐下，然后排除杂念（初练时难以排除，以后杂念会逐渐消失，切忌操之过急），主动调整用腹式呼吸，要尽量慢慢地鼓起下腹作深吸气，再慢慢地呼气使腹部恢复正常。同时，将意识集中在脐下手掌捂处（丹田穴上），如此便可达到调身、调心、调息的“三结合”境地，进入一种似有似无、如睡非睡的忘我虚无状态，这就是所谓“入静”。每日早晚做2次，一次30分钟。结束后，两手搓热，按摩面颊双眼以活动气血，此时感觉神清气爽，身体轻盈，如同人体内在功能被启动而迸发出来。这样就能起到强身祛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