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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柱山摩崖石刻

           崔传富

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55岁的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任所在今山东省莱州市政府所在地）。光州统领3郡14县，所辖面积即今天的胶东半岛区域，位于今山东省平度市的天柱山即在其辖境内。《魏书》载郑道昭“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公务之暇，率僚佐，携道俗，求仙访道，谈玄说易，流连山水，赋诗镌字，在云峰、天柱、大基山上共主持刊造刻石32处。其中在天柱山（平度市北50里）为其父刊造《郑文公碑》（上碑），并作《东堪石室铭》一首，题记二处。郑道昭于延昌二年（513年）离任光州，51年之后，其三子郑述祖于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出任光州刺史，天统元年（565年）在天柱山留下了《天柱山铭》和《天柱山颂》两处隶书刻石。

另外，天柱山上还有东汉中平三年刻石一处，东魏姚保显造石塔题记一处。今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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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公上碑

郑道昭，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中书令郑羲次子。《魏书》称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历官秘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平东将军、光青二州刺史等。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郑文公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位于天柱山之阳，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属摩崖类刻石。碑高350厘米，宽150厘米。碑文正书19行，满行50字，计881字，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主持刊造的功德碑，镌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同年，他在莱州云峰山之阴觅得一块更为理想的摩崖巨石，又重刊一通。碑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字数增加到1244字，字体也略大。为便于区分，先刊者称《上碑》，后刊者称《下碑》。二碑从风格上看出于一人之手，但均不署书丹人姓名。

《郑文公上碑》的内容是为荥阳郑氏家族歌功颂德，重点记述了郑羲的生平和事迹。据《魏书》本传，郑羲，字幼麟，北魏荥阳人，出身名门望族，仕至中书令、秘书监，封南阳公。曾出任安东将军、兖州刺史。晚年，因其女为孝文帝嫔妃，而一跃成为官高位显的皇亲国戚。郑羲为人贪鄙，“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甚至还干出了“东门受羊酒，西门酤卖之”的勾当，为人所不齿。碑文中“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之句全是颠倒黑白的谀墓之词。郑羲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卒于西兖州刺史任上，次年葬于荥阳三皇山之阳。在议定谥号时，尚书奏谥曰“宣”，孝文帝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秉公而改谥为“文灵”。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这个谥号对作为名门望族的郑氏家族来说颇不光彩，更不便在墓前立碑。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的第二年，便在天柱山和云峰山接连为其父主持刊造了两通摩崖功德碑，碑文中公然把朝廷赐谥的“灵”字删去，称为“文公”。为先人颂德的墓碑不立在墓前，而刻在千里之外的摩崖上，这种情况极为罕见，郑道昭用心可谓良苦。此时郑羲已故去19年，郑道昭封疆在外，远离京师，私自删改其父谥号，涂饰劣迹，炫耀家族荣光。郑道昭的这个目的其实并未达到，北齐修《魏书》时还是如实记下了郑羲及其族人的种种恶行。而留下的两通碑刻却以其书法之精绝成了艺术瑰宝，大概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天柱山孤峰秀峙，山势峻峭。《郑文公上碑》镌成之后寂寂无名，五六百年之久不为人知。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所著《金石录》里首次收录，也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如阮元、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因不满流于庸俗的“馆阁”书体和萎靡柔弱的帖学书风，大力倡导粗犷雄浑、豪逸疏宕的魏碑书法，于是隐藏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郑文公碑》终被世人所知。阮元以金石学家身份，精研书学，著《南北书派论》，崇北抑南，并亲登云峰山访碑，收入《山左金石志》。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北碑，评论《郑文公碑》时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对《郑文公碑》的书法艺术给予极高评价。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包世经《艺舟双楫》基础上，进一步构筑了“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书学理论体系。他认为，“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在《碑品》中将《郑文公四十二种》列为妙品上，称赞其“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浓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至叶昌炽《语石》，更把《郑文公碑》推崇到最高峰：“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下。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序》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刘海粟先生曾随康有为学习《郑文公碑》，对此有深刻体会。康师曾对他说：“不识云峰、天柱佳作之浑逸朗润者，不可以与之论书。”足见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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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郑文公上碑》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公讳羲，字幼麐，司州荥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之作，诵乎奕世。逮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扬州渊谋，以“十策”匡时；豫州司空，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赵石之兴，徵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修载，联光千世。

公禀三灵之纯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备究。阴阳律历，尤所留心。常慕平仲、子产之为人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举秀才，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及诸文赋诏策，辞清雅博。迁中书侍郎，假员外散骑常侍，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而能久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隰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

公长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经书，才冠秘颖。研注图史，文侍紫幄。每在朝堂，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中书侍郎、国子祭酒、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

太和初，除公使持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太和中，徵秘书监。春秋年六十有七，寝疾薨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震悼，痛百常往。遣使　 ，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大牢。葬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于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　　历览前徽

有贤有圣　　靡弗应时

鲧实契姒　　旦亦协姬

于穆郑公　　诞睿应期

伊昔桓武　　并美司徒

恭惟我君　　世监秘书

三坟克阐　　五典允敷

文为辞首　　学实宗儒

德秀时哲　　望高世族

灼灼独明　　亭亭孤邈

式胄三雍　　邹风再烛

做岳河兖　　泽移草木

庆灵长发　　继业传光

君既挺发　　胤亦含章

文义袭轨　　朱绂相望

刊石铭德　　与日永扬

魏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

东堪石室铭

《东堪石室铭》刻石，高150厘米，宽120厘米，正书10行，凡115字。是郑道昭主持刊造于天柱山上的另一重要刻石。

《东堪石室铭》刻于天柱山主峰东端天然石室北壁，石室下临绝崖，山势陡峭，而且地面向东北倾斜，上面遍布苔藓，难以立足。因地势险峻，人迹罕至，少有捶拓，故保存完好，一字未损。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上垒砌开凿了盘山石路，险要处加修护栏，为人们一睹《石室铭》风采提供了便利。

云峰、天柱和大基山上与郑道昭有关的32处刻石，风格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论经书诗》为代表的疏宕豪逸类；第二类是以《郑文公上、下碑》为代表的谨严庄穆类；第三类是以《东堪石室铭》为代表的萧散飘逸类，包括《仙坛诗》、《咏飞仙室诗》及一些字数较少的题记。《郑文公上、下碑》属于庙堂艺术，布局纵横有矩，一丝不苟；书写严谨规范，端庄静穆，流露个性的地方较少，谨严有余，灵动不足；诗刻和题记却少有思想羁绊，加之是游山玩水时兴之所至，随意挥写，更显萧散和洒脱。《东堪石室铭》是这类风格的典型代表。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谓此刻“碑书遒妍，绝类华阳真逸《瘗鹤铭》，魏碑书势，无逾此者。”给予极高评价。笔者以为，汪鋆慧眼独具，极有见地，《石室铭》堪当此誉。通观全篇，章法布局，出乎自然，如祥云在空，随意卷舒，纵有列而横无行，既具江南潇洒蕴藉的格调，又具北方粗犷朴拙的趣味。用笔清癯瘦硬，婉转流畅，方圆并用，遒丽多姿。结字大小错落，疏密随形，相互揖让，浑然一体。透过刀锋看笔锋，全篇通过婉转圆通的笔势，精劲茂密的隶意，流动畅达的草势，严谨而有法度的楷法等，淋漓尽致地传达了书写者精湛的笔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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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东堪石室铭》

天柱山上东堪石室铭。魏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作其辞曰：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

悬崖万刃，峻极霞亭。接日开月，丽景流精。

朝晖岩室，息曜松清。九仙仪彩，余用栖形。

龙游凤集，斯处斯宁。渊绵言想，照烛空溟。

道畅时乘，业光幽明。云门烟石，登之长生。

此天柱之山题字

《此天柱之山》刻石，高51厘米，宽50厘米，竖式两行，正书5字，右行3字，左行2字，位于天柱山之阳郑文公上碑的右上方向，刻在由上碑碑亭通向东堪石室铭的山路北侧崖壁上，右下角“柱”字下部横画已残去。根据郑道昭在光州的任职时间推测，此石应与《郑文公上碑》的刊刻时间一致。

“此天柱之山”书法，用笔瘦硬，长撇大捺，挺拔流畅，体势开张，气度不凡。章法也很奇特，除“此”字略向右倾斜外，另4字微向左偏，但整体看来又很和谐，写时漫不经心，但因功力老到，反更得自然之趣，随意而不失谨严，化静为动，神采飞扬。刘海粟先生认为，“上、下碑是庙廓艺术，庄穆稳静中有点拘紧，流露个性的地方较少，倒是一些题名和诗碑更加洒脱抒情。以《诗经》为例，上、下碑是《颂》和《大雅》，诗铭是《小雅》，题名是《国风》；以戏为喻，便是颂剧、仙剧和生活小戏。后者人情味更浓。”此语确为高论，阐明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及艺术创作水平与创作情感之间的关系。天柱山题名书法便是《诗经》中的《国风》，清新俊逸，天然纯真；是戏剧中的生活小戏，天真活泼，无拘无束。郑道昭尊儒崇道，雅好山水，在光州为官期间不用威刑，任清而务简，时常徜徉山水间，见一山突兀高耸，状若天柱，遂将此山命名为“天柱山”，并乘兴将山名题写于山阳的崖壁上。其子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中有言：“此山正南四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以其孤上干云，傍无溪  ，因以名之。”与此山命名吻合。此时作者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胸无挂碍，心无俗尘，随意挥洒，在天柱山上留下了这一题名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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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下息》题字

《上游下息》题字，刻在天柱山主峰西侧，刻面高76厘米，宽70厘米，正书4行，行3字不等，共13字。

云峰四山北朝刻石中，此作最为瘦硬，与《吊比干文》类似。结字纯用方笔，中锋行笔，直上直下，长撇大捺，气度开阔。“峰”字长竖直拓而下，势不可遏，笔画虽瘦但力能扛鼎。此刻位于两峰夹缝间，俗称秋千口，刻石避免风吹日晒，加上字口较深，故保存完好，锋棱如新，实在难得。

《上游下息》题字从书法风格、刻字位置、刻石字数及作者身份、语言口气等多方面分析，应出自郑道昭之手。以天柱、云峰其他刻石年代推断，此刻石也应刻于永平四年（511年）。当郑道昭呼朋引类从天柱山之阳登上秋千口时，一股朔风迎面吹来，秋千口北面是陡峭的悬崖，极目望去，群山连绵起伏，松涛阵阵，云气缭绕。正北四十里是云峰山，再往北十里，便是光州治所，在此处小憩，自然会联想到归途去云峰山小憩。刻石内容与周围环境十分和谐，由此也可领略到郑道昭的气度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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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柱山铭

《天柱山铭》，郑述祖撰文并书丹，天统元年（公元565年）五月刻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西一方巨石上。铭额4字位于刻石正上方，单行竖式排列，高44厘米，宽18厘米，字径约10×15厘米；铭文高143厘米，宽185厘米，字径约6×7厘米，文29行，行23字不等，计613字。铭额及铭文均为隶书。

郑述祖，字恭文，北齐荥阳开封人，郑道昭三子。郑道昭在光州任所期间，垂髫稚子郑述祖曾陪侍左右，亲聆教诲。半个世纪后郑述祖出任光州刺史，缅怀先父业绩，追寻皇考遗踪，作《天柱山铭》铭记家族荣光。。

《天柱山铭》的内容是为其父郑道昭和其祖父郑羲歌功颂德，文词极为夸饰。为了赞颂其父，便先贬抑光州“民猷鄙薄，风物陵迟”，再盛赞其父为政以后，“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为了赞颂其祖父郑羲，竟不惜篡改谥号：郑羲卒后，谥号“文灵”，郑道昭为其刊刻功德碑时，削“灵”留“文”，“郑文灵公”变成了“郑文公”。郑述祖刊刻《天柱山铭》时，已经改朝换代，他不仅削去了“灵”字，又在“文”字之后加“贞”字,使“文灵”一下子变成了“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的上上谥“文贞”，可见历史在文人笔下之反复无常。

隶书艺术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顶峰,其后二千年无人企及,正像后人楷书无法逾越唐楷一样，郑述祖的隶书无法与汉时名碑相提并论,从艺术风格上看,该刻石以方笔为主,整饬雄浑,意态朴拙,分行布白,循规中矩,亦不失为传统隶书之佳作,与时人相比,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其列为“妙品上”,给予充分肯定。

《天柱山铭》原刻石质坚硬，字体清晰，遗憾的是，在1968年春被村民破石盖了房屋，千年珍宝，毁于一旦，令人扼腕。1983年，经文物工作者主持拆屋，觅得大小“残石”40余块，计200余字，现存平度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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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天柱山铭》

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荥阳郑述祖作：

岩岩岱宗,鲁邦仍其致祀;弈弈梁山,韩国以之作镇。盖由触石吐云，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献。祈祷斯应，礼秩攸归。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题目。南临巨海，北眺沧溟，西带长河，东瞻大壑，斜岭概天，层峰隐日。寻十州于掌内，总六合于眼中。文鳐自此经停，精卫因其止息。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岂直蛾眉鸟翅，二别两崤，对谈小大，共叙优劣者也。

公禀气辰象，含灵川岳，礼义以成规矩，仁智用为枢机。自缁衣逞誉，革履传声，组绶相辉，貂冕交映。至于爱仙乐道之风，孝敬仁慈之德，张良、崔廊未足云拟,文先、夏甫，何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议以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田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民猷鄙薄，风物陵迟，诪谘俾乂，非公勿许。及驱鸡御下，享鱼理务，群情款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懋绩布在哥谣，鸿范宣诸史策。公久阔松榆，永怀桑梓，同升陇而洒泣，类陟岵以兴嗟。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文贞公迹状，镌碑一首。峰之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

余忝资旧德，力构前基，遂秉笏朝门，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从帷幄，凡诸升历瀛赵沧冀怀及兖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佰，再履纳言，光禄、太常，频居其任，揣究庸虚，无阶至此。直是遗薪妄委，馀庆滥锺。何曾不想树嗟风，瞻天愧日，猥当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书，仰宣庭诲。其词曰：

嵩高峻极，太华峭成。祈望诸素，禋祷群经。

崇哉天柱，迥出孤亭。地险树德，藉此为名。

赫矣先公，道深义富。如桂之馨，如兰之茂。

尊祖爱亲，存交赏旧。翻属愚浅，实惭穿构。

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五月壬年朔十八日己亥刊

天柱山颂

《天柱山颂》是一篇四言铭赞，郑述祖为文并书丹，刻于天柱山之阳《郑文公上碑》的天然碑座上，高51厘米，宽50厘米,隶书7行,行14—18字不等。据道光《平度州志》记载，原诗共112字，今刻石上部石皮脱落，其余部分也年久漫漶，可识读者仅80余字。

《天柱山颂》未记刊刻年月，一般应与《天柱山铭》的刊刻时间一致。史载郑述祖“少聪敏，好属文”，由此铭赞可见一斑。诗中追寻父祖遗踪，缅怀先人业绩，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摹状天柱之形胜：“崇岩临月，峻构通渊。鸾峰直上，鹤岭横悬。西瞻日观，东眺崂巅。临沧瞰岛，毕地穷天。”极言其险绝；描写天柱之景色：“接云散雨，触石含烟。九仙停驾，成子休眠。凤龙会合，螭凤周旋。”极言其神异。用词诡谲奇纵，语言简约洗练，汪洋恣肆，气势雄伟，极具感染力。

此石刻书法在布局上较为奇特。隶书的布局，一般是字距大于行距，横看成行，竖列不甚明显。汉碑名刻无不如是，郑述祖的其他两处隶书刻石《登云峰山记》和《天柱山铭》也作此处理，即便是郑道昭的《郑文公上、下碑》、《观海童诗》、《论经书诗》等魏书刻石也继承了隶书的这种布局。而《天柱山颂》却一反常规，使竖列成行，行距明显大于字距，开启了隋唐楷书布局的先河，这应该视为郑述祖隶书创作的一次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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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天柱山颂》

崇石临月，峻构通渊。鸾峰直上，鹳岭横悬。

西瞻日观，东眺崂巅。临沧瞰岛，毕地穷天。

洪纤无漏，巨细同然。接云散雨，触石含烟。

九仙停驾，成子休眠。凤龙会合，螭凤周旋。

肃追往昔，琴持一弦。崇踰峻极，作镇光躔。

猗欤皇考，陟此题镌。躬经幼侍，历览先贤。

乃吾不敏，踵迹莱边。泣观遗碣，号诵馀篇。

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

山东汉碑存世数量很多,但摩崖题字鲜见。1983年在天柱山上发现的东汉中平三年刻石,是第一次在山东境内发现的汉代摩崖题字。这一发现，填补了山东汉代摩崖的空白，其意义非同寻常。

1984年10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云峰刻石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掖县召开。在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发起单位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自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对云峰、大基、天柱三山的刻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首次发现了位于天柱山隶书摩崖刻石。

《天柱山中平三年题字》，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刻，位于天柱山之阳的一处西南向石壁上。石壁立面高410厘米，宽510厘米，题字共二处：一处在石壁正中最上方，类似汉碑碑额的位置，题字竖排，惜已风化不可辨识。另一处在石壁立面右下部位，刻2行6字，首行刻“中平三年”4字，笔画清晰；另行位置稍偏下，刻“弟子”2字，“子”字已残。题字字径大者13厘米，小者6厘米，隶书。其用笔轻松活泼，毫不拘束，笔势放纵，结体宽博，与《石门颂》书风类似。从整个石壁面积、刻石所处的位置以及没有刻完的笔道看，极可能是当年的主事者曾计划在此镌刻一个大的题记，记载某件事情。后因故仅把题额刊出，又匆匆刻了年号即告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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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姚保显造石塔记》，宽39厘米，高35厘米，原有正书铭文约40字，位于天柱山西麓劈石门东侧一造像石窟内,刻于东魏武定六年（548年）。今字迹已漫漶不清。

天柱山因有郑道昭父子主持刊刻的摩崖刻石而闻名遐迩，而比郑道昭刻石略晚，又先于郑述祖刻石的《姚保显造石塔记》却相对沉寂。历代著述多未收录，偶有收入，亦均不记其刻于何处。方若《校碑随笔》就说：“刻在何山，惟此未详”。实际上，此刻是云峰四山北朝系列刻石之一，在书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细审刻石残字，奇倔朴茂，生动自然，毫无造作之气，显然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具备典型的北朝书法风格。较之《郑文公碑》，少篆籀之气而多了几分隶书味，不失为书苑珍品。

石窟内除这则题记外，另有44尊大小不一的浮雕佛像，可惜也都残泐而眉目莫辨。佛像和题记尽管残缺不全，但石窟总算保留了下来。作为胶东地区罕有的早期佛教文化遗存，历经劫难之后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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