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洙，男，字心如，号忆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1878年4月24日（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据陈林考证，陶洙直到1959年夏天还活着，作有花鸟图一幅，钤印“七十以字行”，题款“仲田二兄雅令已亥夏八二病夫陶心如力疾作”（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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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虚岁八十二岁的陶洙在病中所作的一幅花鸟图）

    陶洙是近代大藏书家陶湘（1871～1940）的六弟，也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八中前校长陶祖伟的亲生父亲。陶洙本人也是大藏书家、书画家，《民国书画家汇传》称陶洙“工山水，花卉，不拘一格，均俊逸秀雅”；著名画家潘素（张伯驹之妻）曾师从陶洙学画。

    陶洙早年生平经历不详，中年以后主要活动范围在北京，与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政坛显贵、皇亲国戚、文化名流及学人雅士等交往密切。

     1920年，民初北方画坛领袖金城（1878～1926）得到当时徐世昌“总统”的出资相助，集合当时北京、天津地区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例如陈师曾、陶瑢（陈林按，陶湘的孪生弟弟、陶洙的二哥）、贺履之、陈汉第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金城被推为会长，周肇祥任副会长，陶瑢受聘担任“评议员”，为学员讲艺论学。一时入会者有200余人，陶洙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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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合照，摄于1921年。第一排左起第四人为陶洙，第五人为金城，第六人为周肇祥，第七人为贺履之。最后一排右起第一人为惠孝同。原图由台湾曹国鑑先生提供，陈林转拍自台湾邱敏芳论文《民初北方画坛领袖——金城生平与艺事》。）

    “中国画学研究会”曾四次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其中第二次联展陈师曾携去参展的齐白石作品受到日方高度赞赏，间接促成齐白石在北京画坛名声大噪。金城病逝后，日本政府为表扬金城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曾派专人来华褒赠勋“三等瑞宝章”。

    1925年，陶湘出版《李仲明营造法式》，陶洙曾为之出力。

    1926年9月，张叔驯和程文龙等人在上海贝勒路口蒲柏路（今黄陂南路口太仓路）鸿仪里2号（旧房已拆）创办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古泉学社”，次年出版《古泉杂志》（中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该学社成员人数众多，不少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收藏家和大学问家，如罗振玉、董康、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宝熙（满清皇族之后）、李国松（李鸿章之侄孙）等人。陶洙担任学社的“评议员”。

    1931年，“前总统”徐世昌邀聘朋友数人共同编纂《清儒学案》，陶洙也在徐氏的“邀聘”之列，并负责采书、刻书。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陶湘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1932年，陶湘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干事会，陶洙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按入社先后为序，创始人朱启钤排第一，陶湘名列第二，陶洙排第十四位，梁思成排第十七位。

    1935年4月，董康二次赴日访书，邀陶洙同行。董康著有一套专门谈论版本古籍的九卷大作《书舶庸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了这套书，改名为《董康东游日记》。董康于1934年1月13日记道：“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1935年5月13日记道：“心如（按，即陶洙）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余闻》一篇。”有鉴于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董康收藏“己卯本”约在1933年之前，而陶洙在1935年5月前曾于董康处借阅过己卯本。胡文彬先生则认为，“陶‘曾见’的这个本子是董氏所藏，还是他人所藏，抑或陶氏自藏，皆语焉不详，难以作出明确结论。”胡文彬先生指出，这个本子到底是不是“己卯本”也“不敢遽定”，只是“可能性极大”而已。

    1937年，董康受侵华日军之邀，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历任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陶洙于1938年出任伪政府司法委员会秘书长。

    1943年春，陶洙作山水画一幅（见下图），并题诗一首，充分暴露出这个无耻汉奸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之际洋洋自得酸文假醋的丑态。诗云：“萧洒茅亭远市尘，眼前花木四时春。读书自乐烟霞趣，不是山中避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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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投降后，董康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病死狱中。另一个大汉奸、华北伪政权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也被逮捕，1945年12月26日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自杀身亡。据胡适在台湾出版的“甲戌本”影印本跋文中描述，因为胡适“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陈林按，即王克敏）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甲戌本发现后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八大册借给我研究”。这个八大册，就是“庚辰本”。

    陶洙本人似乎没有因为出任伪职遭受牢狱之灾，他在北京的旧书店有投资（参见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三辑，第5页），生活过得相当不错。据周汝昌回忆，1949年1月19日陶洙突然造访困居北京东四牌楼七条胡同的周，周当时看到的陶洙是这副模样：

只见垂花门内走来一位老者，身材不高大，神态自如，身穿“礼服呢、水獭宽领”大衣（此乃当时高雅富裕人士的外出冬衣，无此则显得寒酸了）。（周汝昌著：《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2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洙似乎遭受了新政权的沉重打击。据周绍良回忆说：“他抄书的本领很大，抄过很多善本书。我们请他补书，给他点儿钱，他很穷。”（曹立波、张俊、杨健著：《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总第169 期〉，第117页。）

    不过，从现有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陶洙的生活似乎并不像周绍良说的那么悲惨，至少他的文化生活是相当丰富的。

    张伯驹曾有每逢花期必去北京西山大觉寺赏杏花、玉兰的爱好，同游者常有傅增湘、夏仁虎、郭则沄、叶遐庵和陶洙等人，诸人在寺前亭上修禊赏花。

    1950年秋，张伯驹、潘素夫妇鉴赏清代大画家王翚的绝世精品《吴山积雪图》并留下题跋，张伯驹的题跋写道：“庚寅秋日中州张伯驹题，武进陶心如同观。”（如下图）身份敏感的陶洙这次没有留下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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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冬和1953年年初，陶洙两次得观明代大画家陈淳的精品画作《花觚牡丹图》并留下题跋（见下图）。一个题于右裱边上：“金粉不施真宝贵，图乐相对是平安。药农道兄得白阳墨笔花卉，出时欣赏题藉志眼福。庚寅冬忆园识。”钤“陶洙之印”（白文方印）。一个题于画签上：“‘白阳山人墨笔平安富贵图’精品。庚寅冬迟老人得于京师。壬辰新正，陶心如署，签图志眼福。时年七十又五。”钤“陶心如”（白文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