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四化刻苦学习”的社会风气异常浓厚，大家争分夺秒，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时候的文学创作也活跃起来，逐渐进入辉煌时期，写小说、写诗、写剧本的青年人很多，不少青年作者常常慕名拿着作品去请教孙谦，孙谦总是以他半个世纪的文学情怀，热情地接待年轻作者，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习作，耐心诚恳地谈自己的看法，他反复叮嘱青年作者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写作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二是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对生活要不断认识，经过沉淀，经过孕育；三是广泛交朋友，互相切磋。对于当时的文学青年，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热情给予帮助。

刘胡兰中学的语文教师韩建峰，上初中的时候，从公社订着的《火花》杂志上经常看到孙谦的文章，又听人说孙谦也是文水人，受孙谦的启发和影响，他便热爱起文学来，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教书之余收集素材，写了一部反映小学教师生活的长篇小说，写出来之后，就想请人指导，好好修改，争取出版。

韩建峰骑了自行车一百多里路去了太原，寻找到了孙谦家。孙谦很热情地接见了他，阅读了他写的小说，具体指导说：小说要写出性格迥异的人物来，还要写出很感人的故事。随后，孙谦还向山西人民出版社写了一封推荐信，韩建峰带着这封推荐信到了出版社，社长为他安排了具体的责任编辑。孙谦后来还就此催问过出版社，并把结果写信告诉了韩建峰。一个著名作家，对素不识面的文学青年能那么热情地指导、帮助、推荐、培养，真让人十分感动。

年轻作家毛守仁，1979年参加了山西省作协举办的读书会，在省作协院子里住了半年，由此开始接触认识了孙谦。有一次开会时，孙谦坐在他旁边，对他说，你写的小说我看了，怎么怎么地，给他提了好多意见。毛守仁当时觉得好奇怪，孙谦那么样的老作家，年龄也大，级别也高，居然有时间看我们小青年写的东西，而且还很认真地找你说感受、提意见。当时他刚开始写东西。得到孙谦的指导，让他心里很受鼓舞。

就是现在山西作家协会的一帮老作家，比如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张小苏、陈玉川等等，当时还都是文学青年，现在每每说起孙谦，都说“心里非常温暖”。张石山说：“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马烽、孙谦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孙谦老师早就在许多公开场合夸奖过我，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作家代表团来山西访问的现场，他说：‘我们这里，张石山这家伙不简单！有点像马克·吐温，生活面很宽，好像什么都能写！’孙老师奖掖后辈，无以复加，令人永生难忘。”曾跟着孙谦、马烽参与《山花》后期编剧的郭恩德，1980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神行太保》，拿着初稿请孙谦指导，孙谦先后改过四稿，每次都一字一句进行批注，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有一次，孙谦拉住作家谢俊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这篇小说写得不赖，特别是前半部分，细节写得好，人物写活了，可是后半部分，就明显差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你故意拔高人物的思想高度，不真实就很难感染人。记住，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拔苗助长不行！”

对于文学作品创作，孙谦嘱托年轻人，既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大量的创作素材，也要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他在1983年11月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说：“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当前要特别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近年来，有少数同志被形形色色的‘香风’和‘酒雾’吹折、醉倒。他们先被污染，反过来又用所谓时髦的作品污染了广大青少年和读者。这是令人心痛的。”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和文学前辈，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整党运动中，他不仅自己坚守毛泽东“讲话”的行船方向，也没有忘记与青年人精神接力的责任担当。

      一枝一叶总关情，孙谦给年轻人的每一句鼓励，每一个批评，无不反映了他倾心文学繁荣、扶持文学新人的责任感、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