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接到朋友打电话给我，让我春节前有时间去他住的地方坐坐，看看他在都市里的乡村生活。

这才想起上次记过他说的地址：出京承高速某路口左转过七、八、九、十个红绿灯、到底再左转过五、六、七、八个红绿灯，见大桥右转再过两三个红绿灯，到了水库边还要进个村，过个村，走到底才是他住的地方。

当时，我就听得彻底崩溃。不过，最近看报纸，说那个叫上庄的村落因为周围的湿地，要开发成旅游项目了。

 

朋友说：最近要帮人写书，不出去了，有时间你来看看吧。

我说：好的，报纸上说你住的上庄要开发成旅游区了。

他听了，一肚子的气：在北京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那些人跑到水库边来吃烧烤，我就不明白这样的垃圾食品有什么好吃的，还把脏东西一丢就走了，这么做能有什么乐趣呢……

我听着他的抱怨，暗暗的有点想笑，要知道一年前，他还跟我说他终于明白人生不能太过苛求，他已经顿悟了。

 

回想与他的重逢，真的很戏剧性。

结束了一段学生时期的缘分，两个人回归成了朋友，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他去美国留学前夕，他留给我他在美国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而我回手就不记得放在了哪里。

直到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才知道当时他已经回国两年了，在上海最好的沪申画廊工作，聚会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他从上海打来的电话……

 

两个月后，他出差来北京，看到他依旧会觉得很亲切，他滔滔地和我抱怨着他的那个被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他虽然是画廊的策展经理，但是他受不了艺术的商业化，虽然他动动嘴就能让画卖出高价，不仅对画廊和艺术家有利，他也有实惠，但他痛恨这样的现状，他说中国的艺术市场充斥着太多的垃圾。

他说：我玩命的工作，我策展的展览都有很好的口碑，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不娱乐，不怠工，但是我的工资却和跟我同级别、同样从美国回来的同学差了几倍。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就因为那个同学拿的是美国护照是外籍身份，而我拿的是中国护照，仅此而已。

 

我问他：为什么在美国四年，没换个绿卡回来？

他说：他根本就没想要那个东西，临离开美国前，他一个美国女性友人还为了想帮他换个绿卡提出和他结婚。

我问他：结果呢？

他说：当时，他们开车在山路上，外面下着大雨，他把车一停，让她下车，还说不下车他就不开，他说她的话是对他的侮辱。

我问他：然后呢？

他说：她下车了，他又开了一段路，就听见后面的警车在响，叫着他的车号让他靠边停车。他停了但是没下车，只打开了一点车窗，他说警察很冷漠地问了他的姓名，然后问他是不是把一位女性在雨天留在了山路上，他说是的，因为她说了有损他尊严的话。他说他能感觉到警察带着强忍的怒气建议他退回去，接上那位女性送她回家。而他却问警察他的职责是不是帮市民解决困难，他建议警察用警车接上那位女性送她回家，市民会感激他的。

 

我说：其实你把一个女人丢在山路上是挺过分的，何况还下着雨。

他说：可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伤了自尊一样。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想呢？也许她是真的想帮你呢？真的把你当成一个朋友呢？哪个女人会那么轻易地用婚姻去帮一个不相干的人。

他怔了几秒钟：是吗？也许我是过分了吧。

我笑了，我说：你一点都没有变，还是活得像个愤青。

 

再见到他又过了几个月，他手里拿着一个很土的黑色包包，里面放着厚厚的四四方方的东西。

我问他：是什么？

他说：是现金。

我立刻看向四周：拿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他笑了：放住处怕被偷了。

我说：街上的小偷就比入室的少吗？

然后，他很严肃地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害怕，其实我得了很可怕的病。

我没敢去想，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说：是癌症。

我还是有些震惊了：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说：上次出差回去，就觉得工作的时候很累，等到公司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了，现在已经有一个肾摘除了。

我突然好像失语了一样。

他说：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带这么多现金在身上了吧？如果我在外面有什么问题，准备立刻就拿着钱进医院去。

瞬间我的眼泪掉了出来，我知道他应该最怕看到这个。

 

我说：都是他太愤青的结果。

他说：是啊，他好像也突然想明白了，凡事太较真就是折磨自己，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出他得的是癌症，因为他好像比谁都看的开。

我认真地跟他说：快找个好姑娘来照顾你吧。

他停顿了一下说：其实，他已经准备结婚了，而且她还是我认识的人……

我充满好奇地看着他。

他说：就是铃木。

 

认识铃木已经快二十年了，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她当时在中国学中文，是他一个哥们儿的朋友。

铃木是那种很端庄、很稳重的日本女孩，我现在还记得她第一次来我家吃饭时发生的那件事。

当时她听我外婆说话有口音，就问起外婆是哪里人，当我们告诉她外婆是南京人的时候，她突然走到外婆跟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说：对不起，日本人曾经在南京做过非常不好的事情，非常的对不起……

从那时候起，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这个日本女孩，我的相册里至今还保留着和她在亚运村游泳时的合影。

记忆中的铃木也是那种很有心的人，有次无意中和她说起，她送我的一盒日本水彩颜料里居然有金色和银色，正好是我当时画画中要用的色彩，很好用，可惜中国的水彩颜料都没有这两个色的。

她回国后，很快地我收到了她寄来的包裹，里面躺着两大管金色和银色的颜料……

 

他说他和铃木的缘分是在美国开始的，铃木后来也去了美国留学，他们在同一个州。离开美国后，他又跟铃木去了她的家乡北海道的札幌，在那里他待了两年，直到他父亲去世他才回来陪妈妈。

他说：如果不是他这场病，他们也许就分开了，两个人心里都有太多的坚持很难生活在一起。但是，当铃木知道他得病后，立刻就从日本赶了过来，并且告诉他，她的家人知道他得病后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一致决定让他们立刻结婚。

我有点感动：铃木真是好姑娘，她的家人真是了不起。

他说：我本来不想连累她的，但是，她带着悲壮的那种气势让你无法抗拒。

他说在医院里，看到了太多的人间悲剧，很多情侣因为一方得了癌症，另一方的家长在医院里哭喊着让子女离开对方，有的以死相逼，有的要断绝亲属关系……我能想象得到铃木的沉稳一定对他的情绪起到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遗憾的是，手术后一个月，铃木和他领完证就回到了日本。

 

癌症让他离开了那个他并不爱的工作环境，北京宋庄一家画廊的老板请他过来工作，仅仅过了一两个月，再和他聊起他的新工作，他就说：他已经辞职了，老板让他一个月出国三趟，他的身体受不了。

然后他就像个隐士一样，搬到了北京的郊区，在上风上水的湿地边，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再见到他，他又开始了熟悉的抱怨，抱怨北京的大气污染、抱怨北京的交通、抱怨那些爱冲动的北京人……他说每次进城，都像经历一次灾难。

我笑他：又开始像个愤青了，其实有的时候要学会面对世俗，如果他真能懂得欣赏世俗了，说不定反而会觉得快乐一点。

正说着，旁边桌的一位男士突然叫住了他，一阵寒暄后知道是他美院时一起踢球的师弟，在知道他做了几年的策展后，师弟兴奋地提出可以和他进行合作，他现在已经是收藏家了，希望他能帮自己策划、推动一下个人的收藏品展，他应付地点点头，而师弟则带着满面的红光离开了……

他叹了口气说：连名字还记不全呢，一谈起话就立刻直奔商业主题，这样的世俗，怎么能体会到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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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为了让他远离灾难性的进城经历，我只能北上郊外去探望他的隐居生活了，可是那长长串的左转、右转，我好像又忘了记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