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诫子书》赏析

       吾家旧贫，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典礼，便合传家。

　　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故尝扶仗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夕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简析】

　　郑玄（127年～200年），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人，世称“后郑”，出身贫苦，勤于游学，屡召不就，毕其精力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诠群经，建立了集经学之大成的“郑学”，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方面贡献卓著。此信写于公元197年，这年郑玄大病，恐一病不起，便给独子郑益恩写下这封千叮咛万嘱咐的诫子书，父子之情充溢满纸。信中追述平生，交托家事，并对儿子的志向、道德、学业、家政等方面提出殷切嘱托和希望。行文质朴平淡，饱含深情，透示着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读其信，如见其人，古稀老人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郑玄传》传写经学大师郑玄潜心经学，澹泊名利，气节凛然的一生事迹，显示他清醒的人生定位与恒久的价值追求。纵观传记人物始末，最为感动后世的，是郑玄曲折的人生经历、艰难的治经之路和顽强的人格力量，及沧桑的人文之路。

　　郑玄成就一代经学大师的道路可以说并不顺坦。首先是家境贫寒，为此而不得不出仕，但为吏谋生并非人生志愿，竟至于弃置吏职而一心求学，竟至于不听从父亲的阻止。所以当他沉湎于书卷，生活困苦亦不为所动，父兄迁怒亦不能夺志。传记记述了他几次拜师求学的经历，由就学当地学校转而入太学深造，再而为师事第五先，又从张恭祖，并遍访名儒，转益多师，幽、并、兖、豫各地以及后来的“周、秦之都”都留下了他深深的求学足迹。除此之外，他还向一些学识渊博的官吏或隐逸的著名儒者虚心求教。求学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智，也使他更强烈地感到自身之不足。后来他在崤山以东地区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还希望入关拜当时最富盛名的古文大师马融为师继续深学，由此可见其学无止境。

　　其次是人到壮年，仍然去乡入关。但受学并不顺利，马融一向狂傲、“骄贵”，致使“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但郑玄没有失望与自弃，而是“日夜寻诵，未尝怠倦”，最终以“善算”之才引起注意，被召面师，郑玄趁机“质诸疑义”，了去心中聚积的困惑。当他学成辞归时，马融由衷地发出了“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

　　而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已届中年。已然成为全国著名今古文经学大师，而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但他仍然清操自守，“客耕东莱”，过着耕读生活。好不容易将生活安顿了下来，却又遭逢党锢之祸，前后竟然达十四年之久。但郑玄没有销沉，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遍注群经，熔铸经古今文为一炉，先后注《三礼》、《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孝经》等，洋洋洒洒百余万言，使郑学逐渐为“天下所宗”，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本来郑玄完全有条件过上上等生活。《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所以对郑玄来说，步入仕途、获取官职不非难事。而自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争相聘请他入朝任职，但郑玄无意于仕途，而一心一意从事经籍整理与讲学工作。即使有州郡官吏的胁迫，而执掌朝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强邀与示恭，郑玄最后还是逃职而去。将军袁隗表举为侍中，但他仍以居父丧为由而拒绝出仕。献帝时公卿们举荐为赵王的国相，也因战乱道路不通而仍然没有受召。而袁绍推举他为茂才，并表请他为左中郎将，但郑玄都毫不为之所动。后来即使献帝征召他为位列九卿的大司农，并给予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的待遇他还是以生病为借口，即使到了朝廷，还是自求回家。但郑玄并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在《诫子书》中还为此选择感到骄傲，说：“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

　　当然，受到朝廷和地方的多次征召，或召非其人，或感时之不遇，总之是命途多舛。而失去政治保护伞的郑玄，面对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生活颠沛流离，乡居不能，便逃到徐州避乱，前后竟达五六年之久。而乱世颠沛仍遍注群经，授徒讲学，齐整六经，从未中断。在七十岁时，郑玄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但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而就在此年，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的巨痛。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饱经沧桑的郑玄已经七十四岁了，仍然为袁绍逼迫而随军，病死于元城。郑玄的人生道路和治学道路可以说是非常坎坷的，而学术文化的命运也似乎寄于游丝。

　　汉末暗世，大批士人横遭囚禁、杀戮，郑玄不肯与所鄙视的外戚、宦官及名利之徒为伍，始终保持名士清节，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他在《诫子书》中说：“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在他的心中有比功名富贵更甚的文化意识，并自觉地以传承文化大脉为己任，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过眼烟云高官厚禄的荣耀，而是世代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读郑玄坎坷的人生命运，为文明挣扎于乱世乱象和政治强权的羸弱而深深痛苦。郑玄的学问虽大行于天下，但其间的苍凉感太浓重了。但行文更深刻地，震撼后世人们心灵的地方在于这位大师并没有与常人一样地徘徊于这种感伤和苦痛之中不能自拔，他以穿透历史的锐利之眼把脉着文明，并以柔弱之躯体并通过自己的顽强的努力，挖掘着深涵于历史深处和背后的恒在，思考着如何对繁诬进行删裁，对漏失进行刊改，将人文的滞障疏通，将文明的火种传承下去。

　　在“玄定义乖，孔书遂明”里，可以见出郑玄是传统文化的清洁者与修缮者。但是孱弱的文明的倔强的生长和坚强的支持，则有赖于文明种子的维护者的超常的思维和坚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并寻着一条艰难之路行进着。郑玄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其一生，读来让人感到了历史的苍凉，但并不悲观，那些苍劲有力的精神正时时闪现于今人的眼前，而深厚的文明之力正照亮着并浸润着后世各代。显然，政治强权、功名利禄虽能显赫一时，但决定历史命运和走向的却仍是只能文明的深沉之力，是什么也无法阻遏的。这是一条继续开创后世文明和人文之路，虽然艰难行进，却是是一条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不可或缺的路数。

　　郑玄一生澹泊名利，其名士清节所昭示出的朴实和无华，恰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真谛的一个深沉的诠释。郑玄一生洗尽铅华，其孜孜探寻文化本真的努力，自然形成了一座清峻的人格高峰，永远为后世所景仰。

　　行文塑造人物，还在于精于裁剪章节。最为突出的是以言衬行，或以行衬言，以郑玄的事迹为经而以他的《诫子书》纬之。《诫子书》虽然是向儿子传承治学与为人的经验，但也是他一生为学与修身的回顾。首先是“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他的一生都是遵循君子之道，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终成为有德之人。其次是“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这从郑玄一生不辍耕作，生活俭朴，不难见出。郑玄即使学成归乡仍然“假田播殖”，供养父母；而黄巾乱中也仍然“客耕东莱”，并在病逝前还“遗令薄葬”。这封书信还表达暮年老人对文化事业的念念不忘与拳拳期待之情。

　　同时，本篇传记叙写传主往往通过侧面，或将人物放入具体场景，或刻画，或烘染，使人物形象丰富饱满起来。“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即使向来傲慢骄贵的马融也不得不为郑玄感到骄傲而感叹。“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这是郑玄在拒绝几次征召后，一位名士对另一位名士的敬重。“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等，这不是出自师友之口，而是所谓的贼人情不自禁的行动，但赞赏与景慕之情却是一样的。黄巾军尊重士人，都是因为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即使在在颠沛流离之中仍然有不可剥夺的操守，而郑玄的家乡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由此可见郑玄的人格力量，以布衣而雄视时代的伟力。而在袁绍座上的“依方辩对”，使论难的对手无不折服，即使在席的都是所谓“豪俊”之士，都拥有优秀的才辩，即使竞相提出种种不经的见解，即使各家纷纷起身向他发难，这也使这位“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的人物风神更加高大光艳起来。后来独子益恩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孔融遭遇黄巾围困，益恩赶去救援而不幸陨身，也充分侧证了郑玄的气节与人格。而《戒子益恩书》的回顾与期待，晚境的丧子之痛，梦孔的知命当终，最后被逼迫随军病死，等等细节，又给人多少人伦惨变、岁月沧桑、人世的无奈，和学术独立之艰难的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