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怎么看？

 

（一）主智

 

在仁、义、礼、智、信五德中，一般较少强调智。实则智极重要。智，既指知识，又指智能。人怎能没有知识又没有智能呢？

 

历史上，儒家就代表这种有知识跟智能的人。而其知识与智能，主要从学习得来。

 

《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要学习，就不能不读书。因为「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先王之遗言，都记载在书上，故若想继承古人之经验、检阅古人积存的财宝，就得去看书。今存最早一个《论语》注本是何晏《集解》，它注「学而时习之」，引王肃注：「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把学解为诵习，正是有见于此。更早，荀子也说过：读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可见读书是学的基本方法，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重诵读的儒家，乃因此而表现出它的文献性格。孔子删定《诗》《书》、修《春秋》、赞《易》，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庄子说古代道术：「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指的就是孔子所开启的儒家一脉，颇有保存文献之功。

 

要读书，而且要讲究征文考献，如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这当然主要是智力的活动。

 

智力活动分两部分，一是对文献的诵读记忆，孔子也称此为学，是狭义的学；另一部分是理解与思考，孔子称为思。二者不可偏废，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可是无论思与学，都仍是智性的，指涉知识与思考。孔门既然重学劝学，对于这种智性能力之发扬当然也就不会漠视。或者说：重学劝学本身就显示了他们主智的精神。

 

一般人论孔子论儒家，都说其宗旨在于论仁。孔门当然论仁重仁，可是孔门一样重智，而且论仁往往跟智合在一块说，这却是大家常忽略的：

 

1.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篇）。

 

2.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篇）。

 

3.樊迟问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问仁，曰：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篇）。

 

4.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

 

一二则都先说智再说仁，第二则兼说勇，后世因而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但勇的地位不能跟仁智相提并论，孔子便说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篇），故其实只是仁智对扬之格局。一、二则均如此。智者乐，正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相呼应，学了也才不惑。在孔门，对智的重视，是与其重学劝学配合的，孔子弟子大概都能体会这一点，故樊迟两问，均兼问智与仁。

 

智与仁不但对扬，它们也是相关的。如樊迟第二问，孔子说仁是爱人，智是知人，樊迟听不懂；孔子再答：「举直错诸枉」，樊迟更不懂。后来问子夏，子夏才说明：举直便可错诸枉，让不正的人也都正直了。举直是知，使不正的人都正，是仁，不仁者都远离了。这其实就是以智为行仁之条件。

 

为何如此？孟子得好：「徒善不足以为政」（离娄上）。仁是善心，故仁者爱人。但光有爱心并不能使爱推达于天下。想行仁，须有方法，这就需要智慧。知人为智之表现，靠着知人才能行仁。孔子当然很重视仁，可是只有仁爱，却也可能只成了个烂好人，所以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篇）。学，不仅可以行仁，更可以治仁之蔽。

 

就此而言，智与仁不但足以对扬，它们关系密切，且据孔子之见，智恐怕更为重要。这是一般讲孔学的人所不知或不喜欢讲的，可是不知此，就无法了解孔子所说的圣人。

 

（二）存圣

 

〈述而篇〉：「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雍也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两段，都谈到仁与圣的关系，前者把仁跟圣分列，后者认为圣更高于仁。

 

这表明仁与圣是不同的。这不同在哪儿呢？仁者爱人，可是行仁只能「能近取譬」，由近处做起，先「修己以敬」，再「修己以安人」（见宪问篇）。圣人则范围大得多，可以博施济众、可以「修己以安百姓」。这不是圣人比仁者更仁，而是他更智。

 

要注意这一点。圣人之圣，乃是就智说，非就仁说的。

 

圣指智者，不是孔门独特之见，乃古代通说，故俞樾《群经平议．孟子二》云：「圣之本义，与智相近」。各种古代注解，均可支持这个论断，如《大戴礼．四代》：「圣，知之华也」；《诗‧邶风．凯风》：「母氏圣善」毛传：「圣，睿」、孔疏：「圣者，通智之名」；《书．大禹谟》：「乃圣乃神」孔安国传：「圣，无所不通」。圣都解为睿智。这个字，从耳，呈声，《说文》云：「通也」，其实也就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的意思。六十而耳顺，境界还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许多人都搞不懂孔子为何如此说，朱子《集注》云：「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讲的正是圣的本义。以耳之聪，兼目之明，指一个人聪明极了，什么东西，不必看，只要一听就能明白：「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艺文类聚，人部四，引风俗通）。

 

人的聪明是天生的，所以智力颇有高下。王弼死时才二十四岁，可是他批注《老子》《易经》，注得那么好。鸠摩罗什十几岁就当了龟兹国的国师，宏开大乘，为我国佛教许多宗派共同的祖师。这些都是天才，更不要说文学艺术上的李白、苏东坡一类人了。

 

孔门论学，很承认这一点，所以有上智下愚之分，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篇）。上智即是圣人，圣人天生聪明，而且因太聪明了，故什么都通晓通达，其特征即在于通博。太宰问子贡：「夫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就是在这种圣人观底下进行的问答。

 

这种圣人观，在孔子那个时代早已普遍通行，非孔子之发明，所以太宰与子贡之应答如此，孔子说的圣人也是这个意思，并不从德行上讲，跟后世受儒家影响的圣人观颇有差异。

 

但孔子虽采用当时流行的圣人观，却又有所不同。不同者，在于孔子是重学的，圣人才华太高，生来聪明，根本用不着怎么学。这种人不用学，或者他们的学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因此可以存而勿论，只针对该学应学的这部分人说话。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句话，就是说除开圣人和白痴，人都是该学习的。移，即学之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一般人之才智其实相去不远，但通过学习，人却会显出差距来。有些人学而知之；有些人困而学之，遭到了困难才去学；又有些人就是碰到困难了，也还不晓得要去学，结果当然就很不相同。其不同，既在结果上显现，也表现在他们对学的态度上。

 

（三）兴仁

 

孔子推崇圣人而却不敢自居于圣人，只说自己是好学者，也鼓励每个人都去努力学习，其理论结构大抵如此。故其特征有三，一是重习不重性，对性讨论少，对学习强调多。其次，是以智言学。三是以学兴仁，以智行仁。〈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九思之中，聪明居首。思本是用智，用智去思考一切视听言动，才可称得上是个聪明人。而这个聪明人事实上也就是位君子，是个仁人。别忘了：颜渊问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再请他细说时，孔子答的，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视听言动，如不合乎礼，就不乱来，即是仁。可是要想达成此种仁，其工夫，首先当在「思」，用智去判断它合不合礼。若本不知礼，哪谈得上克己复礼？所有道德问题都是如此的：

 

「由也，汝闻六言六蔽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仁、信、直、勇、刚，都是德行上的事，但若欠了学问，这些德行也会害事，好仁者变成了个无原则的滥好人，好直者容易说话尖刻伤人，好勇者容易闯祸，好刚者容易乱来，好信者又唯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反而害人害己。其中「好智而不好学」的智，是指天生的才智，凭着一点聪明去耍弄而不向学，就会放荡无归。总之，什么都是要学的。

 

清朝末年辜鸿铭曾开玩笑说：天下事，除了挑粪，没有不需要学问的。虽是粗话，其实正本于孔子。后世把学识跟道德分开来说，孔子并不如此。《易》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是要学的，《论语》一书到处都在教人如何学着怎么去做个仁者、做个君子，基本上走的都是学以成德的路。而学，我讲过，是属智之事，非属仁之事，故孟子曰：「学不厌，智也」（公孙丑上）。学以成德，实即是用智以成德。

 

（四）博学

 

什么都要靠学才能成就，因此当然要强调博学。

 

孔子以博学著称，是先秦诸子所共同承认的，在当时且有不少传说，其智者之形象并不比他仁者的形象逊色。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篇），更根本就把做学问当成是仁的体现，不唯用智成德，用智本身便显示为德。孔门仁智双彰，故可如此说，因为反过来子夏也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学以行德，若德已行，自然也就显示为已有学了。阮元《曾子注》对此有段解释：

 

孔门论学，首在于博。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达巷党人以博学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学之，审问之」。颜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故先王遗文有一未学，非博也。

 

博学，首先是从文献开始，所以说博学于文。从古代留下来的文献中吸取古人之经验、知识，观察古今是非通塞、各种人物表现，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其后才有慎思明辨笃志等一系列工夫。「约」也是在博学的基础上说的，没有博就谈不上约。。

 

因此，总括起来说，从儒家的观点看，为有好学、博学，才能让人成为智者。唯有智者，才能兴仁，而不只是个愚笨的忠厚人。

 

 

 

二、道家怎么说？

 

儒家和道家的分别，似乎在智方面最明显。儒家主张博学、重视知识，道家老子则说：「绝学无忧」（二十章），要人「绝圣去智」（十九章），恰是针锋相对。因此有人就认为儒家主智，道家却是反智的。

 

不过，据说孔子曾问礼于老聃。此事今人多以为可疑。但先秦诸子都是相信的。当时孔门后学也没有谁反对此说，可见这层师生关系至少在心理上早被确认了。而老子的身分，又是周王室的守藏史，也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正以其博学知礼著名，所以孔子才会千里迢迢跑去向他请教。老子本是博学之士，孔子又曾向他请教，他们对治学之主张又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不同，乃至互相矛盾呢？这就该注意老子的发言情境和说话方式了。

 

（一）正言若反

 

所谓发言情境是说：孔子是个笃实学习的人，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一步一步，征文考献、寻师访友，黾勉不已。他自己如此力学，当然也以此法教人。他从不自认为是天才，对门弟子说话时，虽也赞美颜回能闻一知十，但基本上采取的是对一般人的教法。因为门人之中，「柴也愚、参也鲁」，并不个个聪颖。孔子固然因才施教，教法主要还是针对「中人」；因此孔子论性与天道等较深奥的道理，连子贡也要感叹并不常听到。

 

老子此书，不像《论语》以师生问答为主，它更像是一位博学多智的老人在自抒己见。而且他是居高临下的，叹时世之衰，悯世人之愚。故大部分不是教人如何去做，而是说你们都搞错啦：对世界认识不清，未尝见道；拚命去做的事以及做事的方法（例如用智经营、用兵杀伐），更是欲南行而北走，都不可能真有什么做为。只有他推荐的方法，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自己又是个博学的人。已然博学的人，跟尚在努力进学中的人，对知识与才智的看法当然也不一样。就像我们都羡慕苏东坡的才学，东坡却说：「我欲生儿愚且鲁」呢！我们正努力读书识字，东坡则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人都希望又聪明又有学问，可是真聪明又有学问的人却往往对自己一去不回的童真岁月缅念不已、对平庸人的憨直纯朴艳羡不已，觉得无思无虑、不识不知、傻人有傻福反而挺美。这是已有学问者的一种心理，老子的书，大抵即是这种心理的理论化。所以他的发言情境跟孔子并不一样。

 

讲话的方式也不同。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平实说理，常会照顾到听者只是中人之资。老子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天道人生之心得，可是讲来便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觉得世人都搞不清状况，世界或世事绝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因此它不是教人的态度，颇有发牢骚、教训人的气味。

 

他当然也会正面指明真理该是如何、对事情该怎么看。但他的见解又太特殊，跟一般人逈异，所以常像是在说反话。而老子也确实常利用说反话的方法来表述真理，此即所谓：「正言若反」（七八章）。

 

因此我们看《老子》，要明白他许多话是跟一般世俗见解对着的，目的正是要打破我们的固定思维。例如大家都觉得聪明好、有学问好，聪明有学问就能分辨善恶利害，他却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有啥好辨的？何况难易相成、有无相生，是非善恶本来无定，只是相对的说法。且福兮祸所倚、福兮祸所伏，关系复杂得很。若一定要执着于善，那就偏颇了，反而常造成了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不善矣」（二章）。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认为想把是非善恶搞清楚，根本是庸人自扰。哦，不！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在自寻烦恼。所以他说「绝学无忧」，得像个愚人般：「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二十章）。一般人都要搞楚、弄明白，一付精明的样子，我偏要昏昏沌沌，像个笨蛋。

 

（二）大智若愚

 

后来庄子也讲过一个混沌凿七窍而死的故事。凿开七窍，才能耳聪目明。但道家恰好不要这种聪明，他们要有愚人之心，因此说绝学无忧、绝圣去智。可是你真认为他们是愚人，是不要智吗？哈哈！当然不是，他们是要大智，而且大智若愚。

 

追求大智慧，正是道家之学的重点。

 

大智的反面是小智，两者不同，故庄子说：「大智闲闲，小智闲闲；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小智指什么？一，指一般人所认为的：读了书、有知识，就是个智者了。老庄说这还差得远哩！书，一方面是读不完（庄子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一方面是读了没什么用，读的不过是些古人的糟粕罢了。再一方面，那种不断积累知识之方法，其实跟人有没有见识和智慧可能恰好无关。故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八章），心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知识，或许还不如清空了好些。空才能灵，用老子的话说就叫虚，要「虚其心」「致虚极，守静笃」「唯道集虚」。

 

小智之另一状况就是对自己之智的固执。

 

要知道：读书人若学而不思，当然就只把书本上的知识拿来拼凑卖弄一番；若读得好些，又好学深思，则便可以形成自己的见解、主张，乃至建立一套学说。在世俗人看来，这即是治学有成了。可是依道家看，此类学说，不过固执一端而已。

 

例如儒家与墨家，各讲一套，彼此争来争去：「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有啥意思呢？凡有洞见者，其实亦必有其盲点。故对我们所知道的，自喜自是，执此与人相辩，实在无聊，真有大智慧者便不如此。

 

一方面，他会「止于其所不知」，明白自己的局限；对自己不懂的，也不妄以己知去衡测。另一方面，他又知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任何东西都各有其理，要试着从它本身去看，不能仅站在另一边乱批评。若能同时照察两边，那才较能得乎实际。

 

庄子〈齐物论〉等各篇论知识问题，甚为繁复，但大体不外乎此，重点在于教人勿自以为是。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恃故彰」（廿二章），也是这个意思。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是要虚怀若谷的。

 

（三）虚怀若谷

 

虚怀若谷，似乎只是一种态度，而且有点消极。但道家主张的虚怀若谷其实更是一种积极的方法。

 

例如：「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廿四章），所以只看得见自己好处的都不叫聪明，须能知自己之短、明他人之长：「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卅三章）。聪明人懂得吸收别人长处来改善自己，这不是很积极的做为吗？

 

又因虚怀若谷的人总能看出别人的长处，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物，故物无弃物，是谓袭明」（廿七章）。袭是因袭之意。道家是讲因的，因就是因势利导之因。任何东西均能因其特性予以利用，自然物无弃物。毒药用得好，照样可以救人。人也各有优点，即或是鸡鸣狗盗之徒，如能善用，不但人无弃人，足以成事，而且可以把这个弃人给救了。而且，就算坏人终究是坏，干不成好事，又有什么关系？「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仍能使世界总体得益。善人、不善人亦是相因的。这叫袭明，不是人天生的聪明，而是通过因袭这种方法获得的聪明。道家不像儒家会讨论人的天生才智如何，只讲一套使人成为大智之法，袭明即其中之一。

 

庄子谈了另一种以明之法。他说战国时期那些辩士，想把自己所喜欢的道理去让别人明白，可人家实际上未必想明白，也不需要人人都明白。结果辩来辩去，反而把大家都搞胡涂了。故庄子说：「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圣人不讲些稀奇古怪的论调以炫耀自己的才智，也不理会那些论调，故不用而寓诸庸。庸即平常平庸。唯其平庸，所以明白，不像那些讲白马非马、坚白石论的辩士「以坚白之昧终」。这不贪图滑疑之耀的态度，亦仍是虚怀之一种表现。

 

老子那时还无此类辩士，但老子已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三十八章）。前识，是先知般的预测能力。拥有这种能力，谁不以为神奇？可是老子说这只是种花样，没什么可稀罕的；一旦社会上看重它，却将是愚民的开端。前识，也是种滑疑之耀，看起来很炫，老庄可瞧不起。庄子〈应帝王〉还举了一位郑国神巫，号称能「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的故事，着实取笑了他一番哩！

 

（四）明道知常

 

这些都是由虚怀若谷发展来的方法。但仔细想想，虚怀若谷这种态度又由何而来？不就来自对道的体认吗？老庄称此为知常，要明白天地之常道。

 

这才是道家真正的关键所在，故老子说：「知常曰明」（五五章）。

 

他曾自夸；「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七章）。一般人要智，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子不然。前已介绍他说过读书不能获得真正的大智慧，出门求访印证，他也觉得是徒劳。那么，该如何才能有智呢？只须掌握了天道之常，自能以简驭繁，贯通众理。反之，若不知常、违背道理，不仅是笨，还会遭殃：「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然则什么是常？老子讲得可详细了：物壮则老；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色令人目盲……等都是「常」的一些例证。看得懂，人才有智慧。

 

老庄是不教人读书的，他们只指点你如何获得人生的智慧。

 

三、我们怎么办？

 

儒道两家都不太重视天生才智，正如他们也都不赞成我们以貌取人。容貌美丑、才性智愚，均由天生。但荀子写过一篇〈非相〉，反对以形状妍蚩论人。说许多漂亮的人心术不佳，为人所鄙；反之，许多圣贤却其貌不扬。庄子也在〈德充符〉里讲了不少形貌丑陋，但因德行充实而受人敬爱的例子。后来苏东坡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即阐发此理。腹有诗书，乃积学之功。积学，连容貌丑陋的毛病都能遮掩过去，何况才智低下？一个笨人，只要努力，「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劝学），照样可以成就。

 

这个态度，跟世俗社会明显不同。

 

一般人总是欣赏乃至歌颂才智和美貌的，君不见喜宴上宾客的贺辞总是要称赞新人是「郎才女貌」吗？中国有无数才子佳人类小说、戏曲，在表达着这样的态度。一个女人，美貌是首要的。只要美，什么似乎都能得到。男人则要有才，才子不但在事业上可以鸿图大展，爱情上更可春风得意，可以与美女匹配良缘，甚至可能和唐伯虎一样娶八个老婆（见小说《八美图》）。因此，大家对才子总是艳羡的，夸耀其才，往往予以神化。

 

以小说《三国演义》来看吧。它说庞统与诸葛亮齐名，一名凤雏、一名卧龙。诸葛亮写了推荐信让他带着去见刘备。可是庞统貌寝，刘备看了便不重视他，只让他去做一名小县令。庞统到任后，成天喝酒，不理政事，公文堆积如山。几个月后，张飞去巡查，听说县令如此懈惰，大怒，责他荒废公务。庞统大笑，要张飞稍坐一会儿，他开始上堂办起公来。口挥指画，审事、断案、批公文，两三下便把几个月的事都做完了。张飞大惊其才识敏捷，这才上报刘备，得以重用。以庞统之才，一上午就可办完人家几个月才能做完的事，其实还是小cose，他是诸葛亮一类人，施展起来，那还了得？不幸后来早死，才智并没完全发挥。

 

小说中着重写发挥了才智的人是诸葛亮。他高卧隆中而洞察天下大势，出山以后，屡用奇计，联吴抗曹，借荆州、草船借箭、借东风、烧曹营、气死周瑜、七擒孟获、六出歧山，乃至空城计等，令人啧啧拍案称奇。把诸葛亮塑造得如神仙一般。

 

小说还说蜀中有一位张松，被派去曹营当使者。曹操见他矮丑，问：「你们蜀中没人了吗？怎么派你来？」张答：「我们选派使臣是看地方的。长得帅又有才华的人出使好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来这儿啦！」令曹操一时语塞。曹本自负，曾注解《孙子兵法》，又着有兵书，名《孟德新书》，取给张看，意在夸示，说：「你们蜀中有这样的人才吗？」张取其书看了一遍，道：「你这是剽窃来的古书，蜀中早有流传，三岁小儿都晓得，不信我背给你听」，竟从头到尾背了一通，原来他看一过居然就都背了下来，其才智机敏岂不可惊？

 

小说为什么要这样渲染人之才智呢？无非投观众之喜好罢了。才人之智被形容得离了谱，远超乎常人，所以文学史上批评《三国演义》，认为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状诸葛之智而近妖」，意谓其夸张。但因智而近妖暗符了一般人的世俗期待，所以戏台上的诸葛亮索性就穿上八卦衣，一付风水妖道的打扮，而其它讲史演义里也总不忘安排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如《水浒》里就有个智多星吴用；《说唐》里也有个足智多谋的军师徐茂公，明代开国故事中的刘伯温也如诸葛亮般被神化或妖化了。

 

其实早在诸葛亮之前，孔子就是诸葛亮式的人物。诸子传说里的孔子，不但博学，什么都懂，大家碰上什么奇事异物都去问他，而且本身才智就非常人所能及，不然为啥叫圣人呢？

 

现在泰山顶上还有一座孔子庙，明嘉靖时建，前面有座石坊，上题「望吴圣迹」四个大字。北面是孔子厓，又名望吴峰。这是什么典故？

 

原来，《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与颜回游泰山，孔子在这儿朝南一看，就看见了吴国都城外一棵树下系着一匹白马，指给颜回看。颜回不敢置信，心想：千里之外，哪能瞧得见？回鲁以后，便亲赴吴国调查，果然在孔子南望时吴国都城外大树下是系着白马。以此证明孔子确实天纵之圣，比一般人耳聪目明得多。现在泰山上的孔子崖和庙就是纪念这件事。

 

但此事汉朝王充在《论衡》里就质疑了，觉得过分圣化了孔子。

 

后世儒家基本上也不爱谈这类事。一是孔子一再反对别人圣化他，也不承认他比别人聪明，只表示他比较好学而已。二是讲这些没意思，并不能增加孔子的伟大。孔子之所以为万世师表，其人文价值难道就只因他天生聪颖吗？三是讲这些对听众也无益处。聊些才子佳人之故事，固然可供谈助，但跟谈影视明星八卦没啥不同，别人好、别人坏，跟自己什么相干？曹子建七步成诗、才高八斗；诸葛亮三气周公瑾、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才华之美，皆堪欣赏，然而自己能变成李白诸葛亮吗？才智既是天生，那就上智与下愚不移，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是也不及那些天才，却整天口沫横飞说着天才的神奇经历，不是跟穷酸大谈邻家富儿如何挥霍奢豪般无聊吗？

 

才智还不像美貌。容貌差些，可用化妆、衣着来修饰，现在还可以去整形，以人工代天巧，智商可没办法改造。因此才智这方面，乃是人无法着力之处。人能着力的，只有学那部分。因才施教，根据自己的才智条件，予以打磨、施以教育，不断学习，才是正途。譬如一块玉材，经过刮垢磨光，雕琢整理，其材质之所有能量始能尽情发挥出来，儒家喜欢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指即此。

 

此理不但对一般资质的人有用，天才也是适用的。一般人本非天才，不靠后天之经营切磋，能怎么办？天才资质既美，似乎便不需力学了吧？王安石〈伤仲永〉一文曾举了个实例回答这个问题。

 

据他说，仲永这位神童他是见过的。小时辨慧、父亲老带着他出来炫耀，人人称奇，但因失了教育，后来王安石再见到他，已跟一般常人没太大不同了。

 

这是一个天才可惜未成大器的故事，令人感伤。而事实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本是条铁律，要想把天生之才智发挥充分、彻底成就，切磋琢磨，仍是必要的。天才能否成才，关键仍在于学。

 

天才本来聪智，比别人学得快，若能力学，成就自然亦远胜于一般人。可惜天才正因什么都一点就通、一学就上手，所以愈发懒了，怠于力学，许多终于碌碌无成。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何止今天这个样？

 

老庄也不爱谈才智。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起才智，一如他们看不起天生之美貌，觉得美貌不可恃、才智更不可恃。因美丑见诸于外，故丑八怪很少自以为是貂蝉，但自以为聪明，奋其私智、自鸣得意，自以为得计，却是人之通病。笨人的罩门，恰好就是不知道自己笨。老庄最讨厌这种人，所以反过来提倡循天知常、无用私智的愚人之行。

 

今存最早解释老子的文献，是韩非子〈解老〉〈喻老〉。韩非虽为法家巨子，而钻研老子之学甚深，故后来《史记》中把他跟老子合传叙述。〈解老〉曾解释老子这个意思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人之聪明，能聪明得过天吗？所以人不应胡思乱想、自以为是，应任天而动。由于顺应天道，不用私智，所以也才能不费神。不耗不躁，反而见事见理清明。

 

此说亦不乏历史例证。比如殷之纣王，后来亡国了，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他「资辨捷疾」，聪明又有才干。但精明强干、自以为是的结果，便是把国家搞垮了，贤者皆望望然而去。

 

明末亡国的崇祯皇帝也是这样的人。史云其「察察为明」，宰相换了五十位。结果清兵入关，上吊于煤山。临死前还忿忿不已，觉得自己又不昏庸，又十分精勤国事，为什么国家竟然亡了？所以愤恨臣僚误了他，说：「朕非亡 国之君，而诸君皆亡国之臣也！」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后来论史者则说：就凭崇祯讲的这句话，即可知他果然是亡国之君了。君王临御，重点是掌握大政策方向，顺天应人地施政，而不是东想西想，东弄一鎯头、西施一扁担，事必躬亲，谁都不如我，谁都对不起我。这样，自己固然累死，国家也整得差不多了，故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依老庄看，纣王或崇祯这种世俗人认为的才智，都只是私智，只是小聪明，不是大聪明真聪明，所以老庄要讲大智。韩非继承了这一点。不过，他扭转了方向。

 

例如〈饰邪篇〉说：「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老庄说大智者要法道知常，韩非也如此说，但他把道具体化，指国家的法。要用法而禁人之私智，这就有可能导向专制了。

 

〈有度篇〉又说：君主只有一个人，要「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只需「因法数，审赏罚」，自然可以以逸待劳，百官皆不敢蔽善饰非。这又是把法当成君王督责臣民之工具了。

 

老子说任天而动者不用费神，故能虚静。韩非也认为君王任法之后，便可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篇）。可是这却是把无为当成「君王南面之术」了。

 

韩非的理解，告诉了我们：老庄智慧之语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可能被用于权谋法术。知常法道的人，把纷纭万象看得透了，才看得出万象内中或背后那个「常」，所以才称得上是大智。但智者以其智操纵天下，便成阴谋、权术，这恰又与道相悖了。

 

老子自己曾说秉国者应「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用在有关才智的问题上，似乎也是如此。才智不可恃，儒家教我们以正道，力学以补拙；使才性能充极尽至的发展。道家教我们出奇，超越个人才智之格局，以道心法眼看世界。正道足以养志、正智可以立本；奇道可以用世，可以权衡。二者皆可择而不可偏废！

 

 

 

原文：龚鹏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808ed0100fix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