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叙事诗。每次讲这篇作品的时候，总有学生提出类似的疑问：旧时代的妇女，不是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古训吗？为什么刘兰芝被休以后能再嫁？难道连县令、太守都愿意替没有结过婚的儿子娶不守节操的女人为妻吗？难道兰芝的母亲也愿意自己的女儿背上“失节”的恶名吗？

我带着这些问题，到网上、图书馆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答案。

《孔雀东南飞》中兰芝再嫁问题，看起来与旧社会的传统观念悖理，但是，这又确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而守节不二作为衡量女人品质好歹的主要内容并使之守教化，歧视再嫁者，都是宋元以后才逐步走向极端的，宋元以前，人们对于再嫁的认识，一直是比较客观的，社会上离弃或寡房的女人有愿意再嫁，也自然有人愿娶再嫁之女。如汉朝朱买臣的妻子离婚后再嫁，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互相爱慕，相与私奔的浪温故事，司马相如所选中的卓文君，就是一个寡妇。

董卓身为相国，也曾经想聘一个寡妇（皇甫规的亡妻），遭到女方的拒绝和辱骂，女方虽被杖死车下（见《后汉书·列女传》），但董卓聘妻妾不以寡妇为嫌，当时的社会风气亦可想而知了。

曹操的后妻卞皇后，曹丕的母亲是倡家出身的。曹丕的皇后甄氏，又是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见《三国志·魏志》卷五），这也是“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的时代风气的一个例子。

《后汉书·应奉传注》说，汝南邓元义之妻，几乎出于同刘兰芝的原因，被迫离弃，后来嫁给了将作大匠（官名，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华仲为妻，有一天华仲带妻子上街，邓元义在旁边看到了，对同行人说：“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这是我从前的妻子，没有什么过错，我母亲待她实在太厉害了，本来应该看重她的。）”就是到了封建盛世的唐朝，《新唐书·公主传》所载公主再嫁的就有二十三人，民间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熟悉的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女儿“从二夫”，北宋名儒范仲淹的母亲和媳妇，王安石的儿媳妇，也都是“从二夫”而不讳的（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唐代还有女子要求离婚改嫁的记载：《云溪友议》说，杨志坚嗜学居贫，妻子嫌他衣食不足，“索字求离”，他便写了一首诗给她，让她再嫁去了。总之，宋元以前妇女再嫁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包括束缚女子的贞操、节守观念之类，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早在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就已经第一次由皇帝下诏书，褒奖过贞节妇女；刘向的《列女传》，用实例提倡“专一小心”，“终不更二”；东汉班昭写出了《女诫》，把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系统化了。但尽管如此，这在当时都只不过是一种舆论的倡导而已，它的最可恶之处在于被宋元以后的道学家所利用，并尊崇为残害妇女的“古训”。

宋代理学家们是卖力提倡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的。有人问北宋理学家程颐：“有的寡妇很贫穷，生活无倚靠，可以再嫁吗？”他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成为道学家们的口头禅了。可见，“歧视再嫁”是在宋元以后才走向极端的。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这样的诗句了，同时，它对我们学习古代妇女、婚姻等题材的作品，是大有好处的。《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那些有关节操的舆论没有能左右当时的现实生活，正如此，刘兰芝被婆婆逼遣归家之后，才发生太守，县令接踵遣媒议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