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和夏桂楣都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工作。他是文化馆的美术创作辅导员，我是科右前旗保门乡文化站站长。他画画，我写文章。我俩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欣赏，每次开创作会他都要邀请我参加。

　　按说，夏桂楣工作的文化馆是我的上级单位，遗憾的是他管不了我的工作，管不了我的工资，否则他一定会更多“关照”我。

　　夏桂楣明明画出了名气——作品已经在国内外展出，报刊发表了不少画作，而且举办了个人画展。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画着画着，他突然拿起了钢笔，摇身一变成了作家，不但在《青年文学》发表了小说头条《决口》，而且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死神降临时的爱》。

　　夏桂楣的文学之路是在艺术的起点上开跑的。记得1982年兴安盟文联为创办《兴安文学》举办了作者改稿会。来自全盟五个旗县市、阿尔山林业局、几家国营农牧场和市区两家大型企的业余作者足有50多人参加。当时，没人觉得夏桂楣能写小说。可出乎意料的是《兴安文学》出刊时，他的大名赫然在目，而参加改稿会的一些热门作者反倒没上作品。

　　从此，兴安盟文坛多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夏桂楣。他也从此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没过几年，他的小说在兴安盟文坛就写到了“首席”，是改革开放文学大潮来临后兴安盟第一个市场化出版小说集的作家。那时候的我只能在一本合集里挤进一篇，夏桂楣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文学老师，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杆儿，不过这个标杆儿有点儿高，我始终没有够到。当时，夏桂楣主编的《边笛》《小溪》确实是兴安盟业余作者成长的园地，我就在其中沐浴过文学雨露的滋润。后来，夏桂楣调任乌兰浩特市文艺创编室主任，我大学毕业了也在市里工作，但也没有放弃业余写作。他专业，我业余，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他办创作班，我去听课，后来他还办班，就让我去嘚瑟，改为讲课了。

　　那时，一座小县城里也没几个作家、艺术家让我俩崇拜。所以，就彼此惺惺相惜了。他画出几幅满意的画，就打个电话让我过去看，他的“麻雀系列”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为形形色色的微小生命的状态与尊严的“写生”。他出版了作品集也是马上送我，就连工作不顺心想吐槽一下领导，也叫我听着。作为夏桂楣的读者、听众、欣赏者，我总觉得还没准备好，他就华丽“出场”了，他的每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创举，仔细一想又都在情理之中。

　　夏桂楣良好的艺术天赋，极高的悟性，都源于他的认知准确。不管多么繁杂的人际关系、还是乱如麻团的事物，夏桂楣总能一目了然，删繁就简，一步到位，绝不会背着“十字架”行走。这样的人干事效率超凡，省却了大量时间，集中精力去做想干的事情。

　　夏桂楣有干“大工程”的天赋，但却没有研究“大工程”干还是不干的协调能力，一件事要是让他磨叽几个来回，他就退出了。

　　就连在自己家院里盖房子，他都当机立断，并且像写小说那样绝不与人合作、商量、研讨。让老婆打打下手，夏桂楣就能把两间大房子盖起来了。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夏桂楣的邻居——乌兰浩特市总工会的生产生活部部长王淑兰是见证者，这也让她出乎意料。要说夏桂楣在纸上画出一座城市，这在情理之中。可在大地上自己盖房子，就连管工人生产生活的王部长自己也干不成呀。

　　1993年6月我调到广西北海去工作，带着家人在北京转车时，与夏桂楣恰巧在兴安盟驻京办事处相遇，这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他在一家小酒馆为我一家践行，那时他也正在办理调往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去任教的事宜，我们这也算他乡遇故知了吧。当时，我俩都很兴奋，但同时又都带着伤感。如果在故乡事事顺利谁愿意携家带口迁移到人生地不熟的千万里之外呢？事业的舞台对于从事个体性极强的文学艺术人来说不需要太大，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八仙桌底下就能打猴拳了。我们两个觉得各自的性格都相似，一致认为：我俩的毛病同是管不住嘴，管不住嘴也就算了，可偏偏真话说多了。我安慰他“犯正确了”（邵燕祥的话），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没毛病，是社会这个大舞台都喜欢颂歌。

　　几乎在同时，我调入《北海日报》当了编辑，夏桂楣则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当教授去了。没过几年，他就连续出版了大学生活三部曲《我六十年代的大学》《绘画狂人》和《长歌当哭》。仅过两三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艺术修养书》《美学改变我们》。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学者，这个跨越也太大了。虽说都是写字，但那可是两种思维方式，一个讲形象故事，一个说逻辑道理，合为一体真是有难度的。夏桂楣不仅是个作家，又成了学者。接着，由远方出版社一次性出版了他的三部长篇动物小说《东归野马祭》《人狗情未了》与《雪狼共舞》。这样的创作峰值别说是兴安盟的土著人，就是放在内蒙古“高原”也都有了超海拔，我等只有仰视的份了。夏桂楣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的古稀之年，突然将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集100万字的《徐悲鸿时代》寄到我的面前。

　　中国作家缺少文学自觉的审美意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作家的学养弱，大部分作家别说学贯中西了，就连一本像样的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方面著作都懒得看完。所以，王蒙早在1983年就提出，中国作家要学者化，越早越好。夏桂楣的两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著作和传记《徐悲鸿时代》，让我彻底臣服了。我1980年初就喜欢美学，不仅是文艺美学，更喜欢哲学美学，没想到身边就潜伏着这么个美学家。早知道夏桂楣是美学家，那我俩的关系就更“完全彻底”。老汉我喜欢美学40年，一本美学专著没出版也就认了，不该连身边的美学家都没发现呀。我终于找到了我不能成为美学家的原因了，我根儿就没发现美的眼珠子，这次夏桂楣的出乎意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夏桂楣的《徐悲鸿时代》使我知道了，他不仅有驾驭天才大师的智慧，同时也有毅力完成这部过百万字的巨著，天才是认识天才的。夏桂楣具备了解读天才，对话大师的学养和才华，因为他在最关键的认知力上具备“相通”徐悲鸿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看着我眼前的三大部《徐悲鸿时代》，别说是让我写了，就是让我在电脑上照着打出字来就给同样版税，我也没这种体力和毅力，就更别说创作了。就连此篇短文都是我口述，我女儿给敲出来的了。

　　夏桂楣是个天才，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个天才，这倒早在我的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