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直在2月15日《中国经济导报》上撰文说，现在一说到王安石变法，人们总是认为那是一次失败的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并未失败，而是一次成功，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实践，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能让新法出笼，让宋神宗皇帝拍板通过，而且还付诸实施。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16年里，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在政治制度改革上，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同时还减免税赋，兴修水利，打击官商勾结，限制市场垄断。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年），已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这样的辉煌怎能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的呢？一直到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才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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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王安石变法人们总是认为那是一次失败的变法，是横遭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竭力反对，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新法时又阳奉阴违，随意曲解，不得实施，百姓对变法也不甚理解，怨声载道，所以只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在我看来，那不是一次失败的变法，而是一次成功，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实践，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能让新法出笼，让宋神宗皇帝拍板通过，而且还付诸实施。从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49岁的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实行变法开始，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共16年，都是改革变法的16年。这16年，无论反对派怎么反对、限制新法，也没动摇过宋神宗支持实施新法的信念。

不管各级政府官员怎样从中作梗，扭曲新法，甚至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谋取私利，都没能阻止了新法的实施。比如在执行有利于百姓的“青苗法”时，将本来是由农户可在青黄不接时向政府申请的低息贷款，改为了政府强迫农户接受贷款，而利息却比豪强大户的高利贷还高。把“青苗法”变成了盘剥农户的一把刀子了，使得农民叫苦连天，即使这样也没有让神宗皇帝收回实施新法的命令。

在16年里，王安石就能通过“变法”的形式，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在政治制度改革上，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同时还减免税赋，兴修水利，打击官商勾结，限制市场垄断。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年），已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

这样的辉煌怎能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的呢？

一直到宋神宗1085年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才停了下来。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人治的时代，人没了，谁还能治，只能由下一个皇帝来“人治”。至于他喜欢不喜欢“变法”，那就与王安石无关了。说到底，江山都是人家的，人家用你“变法”你就去变，不变就收回去。反正有了16年的实践已证明变法是成功了，这还不足够证明王安石的政绩吗？若按当今评价官员“成绩是主要的”标准，我看王安石应该算是一位伟大的成功改革家。

怎么能说是变法失败了呢？中国古代社会从来都是一个天子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官。神宗皇帝死了，自然要有新天子，新号令，新官员了。如果神宗活下去，新法就能推行。莫说当时的封建社会了，就连如今的一些县乡小官，许多很好的政策还坚持不了16年呢，甚至是一届一改，这能说是改革失败吗？16年按当今的四年一届政府算，也算是四届政府一个号令了。这于古于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16年的变法中，神宗并没有处处设置障碍，反对变法，就足够了。一个皇帝能16年对自己推行的“政策”不朝令夕改，这足以让一个改革家大展宏图了，我们还得指望一个皇帝有什么别的大作为吗？

如果从历史的发展大进程上看，说王安石变法必然是失败的，那就像说封建社会也必然是死亡的一样。把话说到必然的规律上，那当然永久正确。因为别说王安石救不了北宋，皇帝不也救不了自己的王朝。

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应该多从积极的意义上分析一下王安石的16年变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改革就会成功，改革就会受到历史的肯定。王安石是变法的成功者。

阮直简介：阮直，原名刘永平，男，1955年生于内蒙古。1993年调入北海，现任《北海晚报》副总编，北海市作协副主席，广西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阮直被《杂文选刊》选为“中国当代杂文30家”，从1989年起，每年都有5篇以上作品入选《中国最佳杂文》、《年度中国杂文最佳》、《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杂文年选》。10年期间入选《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的作品已超过200篇，《杂文选刊》两次刊发“阮直杂文专辑”。有多篇作品入选山东、河南《中学生课外阅读》辅助教材。其中，阮直的作品获《四川文学》杂文奖2次、北京杂文学会奖2次，获中国报纸副刊银奖3次、铜奖4次，获各报刊征文奖200多次，2006年两次获《人民日报》“大地”文艺副刊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