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载道，以位行儒——论张浚作为南宋职位最高的大儒

摘要：在南宋儒学的发展脉络中，张浚通常以其政治功业被铭记。然而，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其师承渊源、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论证张浚不仅是儒学的忠实信徒，更是儒学政治化的关键推手。他师承洛学，私淑关学，以“正心诚意”为终身纲领，实现了“以身载道”的儒者修养；更凭借其出将入相的最高职位，构建了一个从朝堂到书院、从经筵到军中的庞大儒学网络，完成了“以位行儒”的制度化实践。其儒学修养与政治地位的完美统一，二者互为表里，共同铸就了其“职位最高的大儒”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浚；南宋；职位最高的大儒；洛学；儒学政治化；事功实践型大儒

引言

谈及南宋儒学，后世之目光多聚焦于朱熹、张栻等理学宗师，他们以精微的思想体系构建了宋代儒学的高峰。然而，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书斋中的思辨，更在于朝堂之上的践行与传播。在南宋立国之初，有一位人物，他手握军政大权，其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史诗。他便是张浚。本文旨在重新审视张浚的历史定位，通过论证其“以身载道”的儒学修养与“以位行儒”的政治实践，确立其作为“南宋职位最高的大儒”的独特地位。

一、儒学之定义与大儒之标准

欲论张浚，必先明“儒学”与“大儒”之内涵，以此作为衡量其历史地位的理论基石。

儒学，自孔子创立，已发展为一套涵盖伦理道德、社会政治、个人修养的完备思想体系。其核心在于“仁”，以“修身”为起点，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它强调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即个人道德完善与经世致用功业的结合。

“大儒”则是儒学人格的最高典范，其标准历来严苛，综合来看，至少应具备以下四点：

1.学问渊博：精通儒家经典，并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见解。

2.道德楷模：具备高尚的人格，以身作则，为世人表率。

3.经世致用：能将儒家理念运用于实际政治与社会治理，建立功业。

4.历史认可：其言行功业获得后世官方与民间的广泛尊崇，或从祀孔庙，或被史家公认为一代儒宗。

以此标准衡量，大儒并非只有一种面目。有如朱熹，以理论集大成者身份成为“宗师型大儒”；亦有如张浚，以政治实践者的身份，在最高权力场上诠释儒学的真谛，可称之为“事功实践型大儒”，而其事功的载体，正是他所达到的无人能及的“最高职位”。

二、内圣之道：师承、著述与人格淬炼

张浚的儒学修养，是其一切政治行动的根基，完美符合“学问渊博”与“道德楷模”的标准，是其“以身载道”的内在体现。

首先，其师承渊源纯正，学术根基深厚。张浚少历西蜀，首登程颐高足谯定之门，受《易》理兼参“看话禅”，由此奠定了以“二程洛学”为学术正脉的根基。同时，他终生服膺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在贬谪福州期间，结庐于越王山，名其书斋为“绝学寮”，日夜研读《正蒙》《西铭》等关学经典。这种洛学与关学的双重滋养，塑造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以内主“正心诚意”为修身之本，以外融佛老静修为功夫之助。

其次，其经学著述传世，体现通经致用。张浚并非空谈心性，他有扎实的经学功底与著作传世。他精研《周易》，著有《紫岩易传》四卷，被收入《四库全书》。馆臣评价其书“大抵主义理，切人事”，旨在从《易》中探寻治国安邦与道德修养的智慧，而非空谈象数。这完全符合儒家“通经致用”的治学传统。

再次，其人格淬炼深刻，彰显儒者风骨。绍兴四年（1134），张浚被贬福州，寓居于越王山吉祥禅院。在“绝学寮”的孤灯之下，他并未消沉，而是将逆境视为修行的道场。宋高宗赐予御书《裴度传》，既是对其功绩的肯定，亦是对其名相理想的期许。晚清帝师陈宝琛诗云“绝学寮中蟾泪尽，刳肝为纸有谁怜”，正是对其苦心孤诣、以身许国的精神写照。正是在此期间，张浚将毕生追求凝练为一句纲领：“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宣言，更是其“以身载道”——用生命去承载和实践儒家大道的庄严承诺。

最后，其家风传承严谨，儒学影响深远。张浚的儒学修养更体现在其家庭教育中。他严格教子，以儒家圣贤之道要求张栻。张栻后来成为湖湘学派领袖、一代理学宗师，其学术根基与人格塑造，无不源于张浚的庭训。这种“父是子纲”的儒学传承，使张浚的儒学影响超越了其个人生命，延续至下一代。

三、外王之功：经世、实践与制度构建

如果说“内圣之道”是张浚的修养根基，那么“外王之功”则是他利用无人能及的崇高职位，将儒学理想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宏大实践，这完美体现了“经世致用”与“历史认可”的最高标准。

其一，在个人实践中，他以儒术治国理政。张浚的政治实践，处处闪耀着儒学的光辉。

在“义”上，他坚决主战，视恢复中原为儒家“大义”所在，反对屈辱议和，其政治立场是儒家华夷之辨与民族大义的体现。

在“仁”上，他主张“儒者之政，以护养本邦为先”，在地方任上勤政爱民，宽刑减负，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在“德”上，他向孝宗皇帝反复强调“格君心之非”，要求君主通过修身正己来治国平天下，这是理学“正心诚意”思想在政治上的直接应用。

其二，在政治推动中，他构建了理学的制度网络。张浚的影响力远超个人实践，他利用其最高职位，系统性地推动了儒学的制度化。

在朝堂之上，他与赵鼎并相，共引杨时、尹焞等程门高足入朝，形成“小元祐”的儒学主政格局。他两荐胡安国入经筵，为皇帝讲学，又与范冲、朱震等大儒一同担任皇子师傅，制定《资善堂规约》，将“正心诚意”定为皇子的每日必修课，将理学核心思想直接注入最高决策层。

在地方与幕府，他铺设了理学的传播网络。退居湖南期间，他与胡安国、胡宏父子频繁讲论，并命其子张栻师事胡宏，直接促成了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壮大。而在其福建幕府中，则聚集了刘子羽、刘子翚等一批理学名儒，甚至于军旅之中，亦夜讲《近思录》，以理学思想武装将士之心。

通过这一系列运作，洛学之旨由张浚的政治网络，遍及朝堂、经筵、州学、书院，为南宋理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并直接启发了后来朱熹闽学的崛起。

四、历史定位：“职位最高的大儒”之辩

将张浚置于南宋儒学谱系中，我们必须承认，他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不及朱熹那般精深宏大。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职位最高的大儒”。

“大儒”的评判本应是多元的。如果说朱熹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宗师型大儒”，那么张浚就是将理论付诸实践并予以制度化的“事功实践型大儒”。朱熹的贡献在于为儒学构建了宏伟的理论殿堂，而张浚的贡献则在于利用其宰相之位，为这座殿堂的落成，亲自勘探地基、搭建脚手架、并组织了全国的施工队伍。

张浚的一生，可谓“德业鼎盛”。其“德”在于“以身载道”，其“业”在于“以位行儒”，二者共同成就了南宋儒学史上的一段传奇。他的历史地位，恰恰在于其“职位”与“儒学”的完美结合。没有宰相之位，他无法引荐群贤，无法影响皇子教育，无法构建遍及全国的儒学网络；没有儒学根基，他的政治实践可能沦为单纯的权力争斗。正是这种结合，使他成为连接儒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最重要桥梁。可以说，没有张浚在政治上的“以位行儒”，理学在南宋的传播与正统化进程将会大为延缓，甚至面目全非。

结语

综上所述，张浚以其纯正的洛学师承、深刻的儒学修养，实现了“以身载道”的人格完善；更凭借其出将入相的最高职位，通过构建政治网络与教育制度，完成了“以位行儒”的宏大事业。他的一生，是在南宋最危急的关头，对儒家“经世致用”理念最彻底、最高级别的践行。从福州“绝学寮”中的孤灯坚守，到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再到遍布天下的理学网络，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功业，证明了儒学绝非空谈，而是可以安邦定国、化育天下的强大思想力量。因此，在南宋的儒学星空中，张浚无疑是那颗在权力之巅闪耀着凛然儒风的独特星辰，无愧于“职位最高的大儒”这一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