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绍兴初年废吕颐浩再以阴罢黜张浚的权术探析

南宋初年，国势飘摇，内外交困。宋高宗赵构于风雨飘摇中继承大统，其政治行为深刻地烙印着“靖康之耻”与“苗刘兵变”的双重创伤。本文旨在探析宋高宗如何巧妙利用台谏制度，以“阴助”之术，先后罢黜手握重兵、功高震主的主战派领袖吕颐浩与张浚，并清除其政治羽翼，揭示其背后深藏的权力逻辑与帝王心术。

          一、南宋初年的困局：内忧外患与制度困境

要理解高宗的权谋，必先置于其所处的绝境之中。

         外患方面，金军灭北宋后，其铁骑持续南侵，意图一举剿灭南宋残余政权。南宋朝廷一路南逃，从扬州到建康，再到越州、明州，甚至一度漂泊海上，生存已是第一要务。在中央军主力溃散的背景下，为抵御金兵，南宋不得不依赖各地将领组织起来的“家军”制度。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及远在川陕的张浚等人，各拥重兵，形同藩镇。这种制度虽在危急时刻支撑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却也埋下了武将专权、中央财政枯竭的隐患。尤其是川陕战区，作为南宋的西线屏障，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若川陕失守，金军可顺长江而下，南宋将无险可守。因此，张浚以“半天下之责”经略川陕，既是抗金的需要，也使其成为一方势力最重的强臣。

        内忧方面，高宗的皇权根基极其不稳。作为靖康之变的唯一幸存皇子，他的登基带有“草创”性质，缺乏法理上的绝对权威。更深重的心理创伤来自“苗刘兵变”（1129年）：将领苗傅、刘正彦因不满宦官专权及高宗的懦弱，发动兵变，逼迫其退位。虽然兵变很快被平定，但高宗亲身经历了被武将废黜的奇耻大辱，这让他对任何手握兵权的臣子都产生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

         制度上，宋代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重演，设计了一套以文制武、强干弱枝的国策，并发展出独特的台谏制度。台谏官（御史台和谏院官员）理论上拥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即可以无需确凿证据，仅凭听闻即可弹劾百官，其职责是监督政府、匡正君失。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台谏极易沦为党争的工具，更成为皇帝用以牵制、打击权臣的利器。皇帝可以通过支持或默许台谏的弹劾，在不直接出面、维持“圣明”形象的前提下，达到清除异己的政治目的。

正是在这样军事上依赖武将、心理上恐惧武将、制度上又提供了打击武将工具的复杂背景下，宋高宗开始了他的“削藩”布局。

         二、针对张浚的多阶段“削藩”：从分权到清算

相较于对秦桧和吕颐浩的迅速打击，宋高宗对张浚的处理则显得更为谨慎和富有层次感。这既源于张浚在川陕战场的巨大作用，也反映了高宗对其根深蒂固的忌惮。从绍兴二年到四年，一场精心策划的“削藩”行动分三步展开。

         第一步：借题发挥，安插副手，内外夹击（绍兴元年九月至绍兴二年九月）。

这场针对张浚的“削藩”行动，其导火索竟是一次军事内部的纪律处分。建炎四年（1130）九月，富平之战败绩，张浚为严明军纪，斩了临阵脱逃的环庆经略使赵哲。这一举动虽是战时所需，却得罪了殿中侍御史章谊。绍兴元年三月，章谊便上奏攻击张浚“处断太专”，并明确提出“当除副贰，使之自助”。这为高宗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与此同时，朝中其他势力也开始配合。绍兴二年正月，侍御史沈与求上言，直言“兵权不在朝廷”，呼吁加强中央对兵权的控制，为高宗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九月，高宗认为时机成熟，便与宰相吕颐浩上演了一出双簧。高宗先假意担忧：“缓急恐张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吕颐浩心领神会，随即推荐了与张浚素有“旧怨”的朱胜非出任尚书右仆射，并任命了与吕颐浩有乡里亲戚之好的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高宗对此的解释是“当如韩世忠副孟虞”，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是在张浚身边安插了一枚钉子，并在朝堂上扶植了他的对立面，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

张浚对此洞若观火，他上疏力陈王似“庸常”，恐“终至败事”，并警告此举将导致刘子羽、吴玠等核心将领离心。他甚至附上“贴黄”，澄清朱胜非散布的“尝欲斩胜非”的谣言，直言自己“孤危之踪，日夕恐惧”。然而，这一切辩解在高宗“削藩”的决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步：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离间其部（绍兴二年十二月至绍兴三年五月）。

安插副手之后，高宗并未停止行动。绍兴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高宗正式罢去张浚川陕宣抚处置使之职，仅保留其知枢密院事的虚衔。这一招“调虎离山”用得极为巧妙：将张浚从前线军事统帅变为朝堂文官，看似位高权重，实则剥夺了他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更具心计的是，高宗在命学士院撰写的召回诏书之外，还命人准备了十通蜡书，交给王似，让他填上诸将姓名，内容竟是：“昨宣司参议刘子羽弄权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张浚还朝，更命王似，无复嫌隙，其早自归。”这种阴险的离间计，意图瓦解张浚的班底，使其腹背受敌。

张浚以“诸军方溃”为由，秘而不宣，并上奏申辩，试图拖延。直到绍兴三年五月，在朝廷使者周随亨、李愿抵达阆州宣押之后，张浚才被迫解使事东归。在此期间，高宗多次下诏，不断催促，并言“可速其来”，其急切之情，正暴露了其“恐张浚权力坐大”的真实动机。

         第三步：天灾为引，台谏发难，分步清算（绍兴三年九月至绍兴四年三月）。

张浚一回到临安，一场早已准备好的舆论围剿便拉开了序幕。高宗再次娴熟地动用台谏作为政治打手，其弹劾过程层次分明，步步紧逼。

        首先，是借天灾罢吕颐浩，为攻击张浚铺路。绍兴三年九月，苏湖地震，高宗下诏求言。侍御史辛炳应诏陈言，直指“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将矛头对准宰相吕颐浩。辛炳“其言甚峻”，吕颐浩遂被劾罢。此举清除了朝堂上最后一个可能保护张浚的重臣，也为后续攻击张浚扫清了障碍。

         接着，是高宗的公开定性与台谏的全面指控。绍兴四年正月，当张浚奏报四川“霖雨、地震”并请求祈祷时，高宗做出了冷酷的公开定性：“霖雨、地震之灾，岂非重兵久在蜀，调发供馈，椎肤剥体，民怨所致？当修德抚民以应之，又何祷乎！” 这番话，将天灾直接归咎于张浚的军事行动和赋税政策，剥夺了张浚的功绩，为其“罪责”定了基调。

随后，台谏的攻击全面升级。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率先发难，指责张浚“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紧接着，侍御史辛炳罗列了其在川陕时期的种种“罪状”：从经济上“引一时小人如刘子羽、程唐辈诛求聚敛，四川骚然”，到礼仪上“以孰人封号封参议官之妾”的僭越行为，再到政治上“陛下遣郎官持节召之，浚乃偃蹇迁延”的欺君之罪。常同更是补充了“用李允文、王以宁、傅雱诸人，为荆湖害”、“擅造度牒，铸印记...皆有不臣之迹”等骇人听闻的罪名。

        最后，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直至彻底流放。绍兴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张浚一踏入临安城门，高宗的诏令便已下达：其随行军马尽付神武中军，逐行钱物全部收归内藏。这是对其军事与经济权力的剥夺。三月初，御史中丞辛炳与范同更是将历次弹劾奏章的副本当面交给张浚，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张浚“惧怕”，只得再次上章引咎。辛炳等人则继续施压，称其“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高宗遂分步实施罢免：先罢知枢密院事，保留资政殿大学士虚衔；数日后，再落去大学士职；最终，于三月二十一日下诏，将其谪居福州。至此，这场历时近两年、由三步构成的“削藩”行动宣告完成，张浚失势。

         三、清除羽翼与改写历史：清算的延续

张浚的倒台并非终点，而是宋高宗清除其政治影响力、瓦解其派系、并改写历史叙事的开始。

就在张浚被罢的绍兴四年四月初，朝廷立即发布诏书，向川陕军民宣布：“张浚失措当示远窜，犹嘉其所用吴玠等能御大敌，许国一心，止从薄责。” 这番话，既是对张浚的最终政治判决，也是对川陕将士的安抚与分化，意图将张浚的罪责与前线将士的功劳切割开来。

紧接着，对张浚羽翼的清洗迅速展开。四月初四，张浚最得力的臂助，宣抚处置使参议官刘子羽，被谏议大夫唐煇、给事中胡交修、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论之”，最终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到七月，高宗更是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决定：为张浚当年因军法处斩的赵哲和因故杀死的曲端恢复官职。此举无异于从法理上否定了张浚在川陕的功绩与权威，是对其政治遗产的终极清算。

         四、权术的预演与延伸：从秦桧到吕颐浩

对张浚的系统性罢黜，并非孤立事件，其手法在绍兴二年罢黜秦桧时已有预演。当时，高宗导演了“吕主外，秦主内”的权力布局，却因秦桧操之过急、抛出“南自南，北自北”的纲领而触碰底线。高宗随即默许吕颐浩联合主战力量反击，由殿中侍御史黄龟年上疏，将秦桧比作王莽、董卓，最终将其罢相，并清除其党羽二十余人。这场风波，是高宗运用台谏作为政治武器的成功演练。

而吕颐浩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的。作为扳倒秦桧的首功之臣，他手握都督江淮诸军之权，同样成为高宗猜忌的对象。绍兴三年九月，苏湖地震，高宗下诏求言。侍御史辛炳应诏陈言，直指“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将矛头对准吕颐浩。辛炳“其言甚峻”，吕颐浩遂被劾罢。高宗成功利用天变与台谏，解除了朝堂之上的另一大军政威胁。

         结论

绍兴二年至四年间，宋高宗罢黜吕颐浩、张浚，并非简单的“战”“和”路线之争，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皇权巩固运动。这一系列操作，是高宗在“靖康之耻”的心理创伤、“苗刘兵变”的直接威胁、军事上“家军”割据的现实以及财政崩溃的多重压力下，做出的必然选择。他利用秦桧试水议和，又借吕颐浩与台谏之力清除秦桧，最后再通过安插副手、调离前线、台谏发难的三步曲，将功高震主的张浚及其党羽扳倒。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宋代本为制衡相权而设的台谏制度，沦为皇权的“阴助”工具，为高宗的政治清洗提供了“合法”外衣。这一系列操作，深刻反映了高宗在创伤阴影下的多疑与权谋，也预示了南宋政权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下，必将走向对外妥协、对内加强集权的历史走向，为日后岳飞之冤等悲剧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附：宋高宗利用台谏弹劾时间脉络（绍兴元年至四年）

绍兴元年（1131年）

三月：殿中侍御史章谊，因张浚在富平之战后为严明军纪而斩杀环庆经略使赵哲一事，上奏攻击张浚“处断太专”，并首次在朝堂上明确提出“当除副贰，使之自助”。这为宋高宗日后分拆张浚兵权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和舆论先声。

绍兴二年（1132年）

正月：侍御史沈与求上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权不在朝廷”，并呼吁高宗“诏大臣讲求利害而举行之”，从制度层面为高宗削弱地方大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九月：高宗与宰相吕颐浩上演了一出精心策划的双簧。高宗先假意担忧：“缓急恐张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吕颐浩心领神会，随即推荐了与张浚素有“旧怨”的朱胜非出任尚书右仆射，并任命了与吕颐浩有乡里亲戚之好的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此举在张浚身边安插了钉子，并在朝堂上扶植了他的对立面，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张浚虽上疏力陈王似“庸常”，并附上“贴黄”澄清朱胜非散布的谣言，但高宗削藩的决心已定，不为所动。

绍兴三年（1133年）

九月：苏湖地震，高宗下诏求言。侍御史辛炳应诏陈言，言辞极为峻切，直指“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将矛头精准地对准宰相吕颐浩。在台谏的凌厉攻势下，吕颐浩遂被劾罢。此举清除了朝堂上最后一个可能保护张浚的重臣，也为后续对张浚的清算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绍兴四年（1134年）

正月：当张浚奏报四川“霖雨、地震”并请求朝廷制文祈祷时，高宗亲自下场定性：“霖雨、地震之灾，岂非重兵久在蜀，调发供馈，椎肤剥体，民怨所致？当修德抚民以应之，又何祷乎！” 这番冷酷的言论，将天灾直接归咎于张浚的军事行动和赋税政策，剥夺了张浚经营川陕的功绩，为其后续的“罪责”定下了不可动摇的基调。

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率先发难，入对时指责张浚“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为其扣上了“欺君”的帽子，拉开了弹劾的序幕。

二月二十五日：与张浚素有嫌隙的侍御史辛炳获悉张浚已近临安，急速请求觐见高宗，罗列了张浚在川陕时期的种种“罪状”：从经济上“引一时小人如刘子羽、程唐辈诛求聚敛，四川骚然”，到礼仪上“以孺人封号封参议官之妾”的僭越行为，再到政治上“陛下遣郎官持节召之，浚乃偃蹇迁延”的欺君之罪。

二月二十六日：张浚一踏入临安城门，高宗的诏令便已下达：其随行军马尽付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逐行钱物全部收归内藏为封桩激赏库。这是对其军事与经济权力的瞬间剥夺。

三月：御史中丞辛炳与范同更是将历次弹劾奏章的副本当面交给张浚，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张浚在恐惧之下，只得再次上章引咎请罢。

三月十五日：高宗罢免张浚知枢密院事，保留资政殿大学士的虚衔，这是罢黜的第一步。

三月十七日：在辛炳等台谏官的持续压力下，高宗下诏张浚落去资政殿大学士职，进一步剥夺其政治地位。

三月十八日：辛炳复言张浚“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要求对其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三月二十一日：高宗最终下诏，将张浚谪居福州。至此，张浚被罢黜。

四月初四：针对张浚羽翼的清洗迅速展开。谏议大夫唐煇、给事中胡交修、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论之”，联手弹劾张浚最得力的臂助、宣抚处置使参议官刘子羽，最终导致其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

七月：高宗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决定：为张浚当年因军法处斩的赵哲和因故杀死的曲端恢复官职。此举无异于从法理上和政治声誉上，否定了张浚在川陕的功绩与权威，是对其政治遗产的终极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