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天之柱与悲壮的坚守：论南宋初年张浚与吕颐浩的护国历程

 

南宋立国之初，是在“靖康之耻”这一华夏文明史上至暗时刻的余烬中艰难求存。徽、钦二帝被俘，宗庙社稷倾覆，北方大地沦于敌手。在这一决定文明存续续绝的关键时刻，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开启了颠沛流离的南宋时代。吕颐浩与张浚，一老一少两位大臣，便是在这国破家亡的巨大历史阴影下，以坚定的主战立场和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成为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的擎天之柱。他们不仅是位高权重的主战旗帜，更代表了以“大忠”为国收复失土的爱国精神。然而，他们的护国历程，始终与宋高宗赵构以“小私”为先、只为迎回金国人质母亲韦氏而屈辱求和的路线激烈碰撞，这一矛盾贯穿了南宋初年的内政、军事与外交，最终酿成了英雄末路、壮志未酬的历史悲剧。

         一、危局中的担当：共护行在与平定内乱

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凭借其强大的骑兵优势，采取了“千里奔袭”的战术，旨在一举歼灭南宋流亡朝廷。金兵轻骑突袭扬州，宋高宗仓皇渡江南逃，南宋中枢面临崩溃。在此危局中，作为主战派中坚力量的吕颐浩与张浚展现了非凡的担当。吕颐浩追至瓜洲，力谏高宗坚守江北，其背后是稳固抗金前线的战略远见。未被采纳后，他仍被委以江浙制置使之任，在长江下游构筑防线。与此同时，张浚被授予“便宜施行”之权，独守平江，将此地锻造成抵御金兵、稳定人心的战略支点。二人一在朝堂力争，一在地方实干，共同为南宋政权在江南立足保留了抗金火种。

同年三月，在金兵压境、朝廷南逃的恐慌氛围中，杭州爆发了苗刘兵变，高宗被逼退位。这场兵变不仅是军事政变，更是对新生政权合法性的致命打击。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张浚与吕颐浩的合作堪称典范。身在平江的张浚凭借其政治敏锐性，洞悉阴谋，果断封锁叛军赦书。他清醒认识到自身兵力“单弱”，无法独任大事，遂驰书联络驻守江宁、手握重兵且威望素著的吕颐浩。这封信不仅是军事求援，更是以忠义大义为旗帜的政治动员，成功将这位老臣推至勤王领袖的核心。吕颐浩接信后“执书以泣”，毅然亲率精兵万人南下，更在途中成功说服了持观望态度的大将刘光世，将张浚的纸上谋略迅速转化为足以颠覆叛军的强大军事洪流。二人在平江会师，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完美融合：张浚为“谋主”，提供战略蓝图与政治方向；吕颐浩为“帅首”，带来决定性的武力与权威。正是这种“谋主”与“帅首”的完美协力，迅速平定了叛乱，挽救了高宗的皇位与南宋的国运。

         二、东西两线的战略支撑：力保朝廷存续

苗刘兵变平定后，面对金军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南宋采取了东西两线并重的国家战略。建炎三年七月，张浚主动请缨，奔赴川陕开辟第二战场。此举意图极为明确：川蜀地区地势险要，物产丰饶，是稳固的后方基地。在此开辟战场，既能屏护东南，更能从西面牵制金军主力。在西北，张浚虽于富平之战中遭遇战术性败绩，但其战略意义却极为深远。此战将金军主力完颜宗弼部成功牵制于西北战场近四年之久，极大地缓解了江淮战场的压力。

在川陕期间，张浚与吴玠、吴璘兄弟的关系，堪称南宋将相和谐的典范。张浚初到川陕时，吴玠、吴璘尚是地位不高的地方将领，但勇猛善战。张浚力排众议，对吴氏兄弟识拔有加，委以重任。富平之战大败后，宋军人心惶惶，张浚并未追究责任，反而对收拢散兵、表现卓越的吴玠更加信任，全力支持其凭借险要地势设防。正是张浚的充分授权与后勤保障，才使得吴玠、吴璘能够先后取得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战役的辉煌胜利，尤其是和尚原之战，俘获金军主帅完颜宗弼，震惊天下。张浚作为文臣统帅，为吴氏兄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后盾，使其能专心军事；而吴氏兄弟的胜利，则是张浚川陕战略最成功的体现。这种基于知遇之恩和共同目标的将相合作，是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同时，张浚通过整编西北各路武装，彻底改变了陕西边防散乱武装不听朝廷节制的局面，实现了中央的有效控制。

在东南，吕颐浩不仅支撑着颠沛流离的朝廷，更在朝堂之上编织了一张对抗主和派的政治联盟网络。他与秦桧的斗争，本质上是主战与主和、公忠与私利的路线斗争。吕颐浩深知秦桧背后有高宗的支持，遂采取精准的政治操作：他引荐曾与自己共事的朱胜非复出，以牵制高宗的新宠秦桧；他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作为弹劾秦桧的“枪手”；他利用自己举荐的兵部侍郎綦崇礼，将高宗对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言论的不满，正式写入罢相的制词，布告中外。最终，这场由吕颐浩主导、多方联手的政治行动，成功罢黜了秦桧，暂时挫折了高宗的求和计划。

         三、君臣矛盾的激化：大忠与小私的路线之争

正因护国功勋卓著，二人威望日隆。绍兴二年（1132年），张浚以川陕之功被授予定国军节度使；次年（1133年），吕颐浩亦被授予镇南军节度使。他们二人，是南宋初年唯一被任为节度使的文臣，这既是朝廷对他们护国之功的最高肯定，也为其后君臣猜忌埋下了伏笔。

随着局势稍稳，宋高宗赵构的“小私”开始压倒国家公利。靖康之耻中，其生母韦氏被俘，这成为他心中最深的痛楚与最迫切的私愿。他一方面需要张、吕这样的主战派抵御金兵，保全皇位；另一方面又深忌其功高震主，更担心他们坚决北伐的主张会阻碍自己迎回母亲的“孝道”。这种矛盾心态，是理解南宋初年政治的关键。

在前线，战功卓著的张浚更未得到高宗的完全信任。宋高宗深忌张浚功高震主，始终对其怀有猜忌之心，不肯重用，这背后既有宋代皇帝猜忌武将的传统，更有对张浚声望过高、可能挑战其权威的恐惧。为防范其权力坐大，高宗不断安插副手（如王似、卢法原）以分其权，甚至在张浚指挥富平之战时，也未能给予全力支持。绍兴三年，在内外交困下，吕颐浩与张浚相继被罢。二人的去职，深刻反映了赵构“外战示强，内控示弱”的矛盾心态，以及对主战将领根深蒂固的猜忌。

         四、功败垂成：英雄的迟暮与悲剧的落幕

尽管暂时远离权力中心，但国家的需要再次将张浚推上前台。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被重新任命为右相兼都督诸路军马，全面负责军国大事，这标志着主战派势力一度回升。他亲赴湖湘，运筹帷幄，成功平定了困扰南宋多年的杨么之乱。在此期间，他与岳飞的关系也体现了主战派内部的将相和谐，张浚作为统帅，对岳飞充分信任并委以重任，为北伐清除了后顾之忧。

然而，绍兴七年（1137年），因宋徽宗去世的消息传来，高宗议和之心更切，秦桧被任命为枢密使，再次成为赵构的帮凶，用以制衡张浚。不久，因秦桧等人主导的淮西军整编决策失误，引发郦琼率四万之众叛投伪齐的“淮西军变”。张浚主动引咎辞职，这位一生致力于恢复大业的抗金名臣，最终因政治斗争和军事失利而彻底离开权力中心。在此期间，当高宗又欲议和时，张浚直言上疏：“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这番话，直指赵构以私情废国事的本质，却也加剧了君臣间的裂痕。

绍兴九年（1139年），吕颐浩在台州病逝，其北伐之志，终成遗恨。次年，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侵，证明了张浚等主战派的远见。身在福州的张浚闻讯，忧心如焚，他上书高宗，痛陈国事，力言北伐良机，并大治海舟千艘，捐出巨额钱款助国用。此时，另一位同样被排挤出朝的主战重臣赵鼎，路过福州与张浚相见，谈及往事，方知皆为宋高宗猜忌、秦桧倾轧，二人相对太息，英雄末路的悲凉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张浚的满腔热血，只换来高宗“嘉其忠”的口头褒奖。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南宋彻底放弃北伐。这个和议，本质上是赵构为迎回其母亲韦氏而与金国进行的政治交易。为了扫清和议障碍，赵构不惜自毁长城，杀害了力主北伐的岳飞。在笔者看来，为迎回其为金国人质母亲韦氏的赵构是杀岳飞的元凶，而秦桧是其最得力的鹰犬与帮凶。“迎回两宫”的口号，掩盖不了赵构为一己之私而卖国的真实目的。同年，张浚被授以虚衔，彻底远离了政治中心。

         结论

吕颐浩与张浚，这对曾在危难中力挽狂澜的“一老一小”，最终在政治的倾轧与皇帝的私欲下，壮志未酬。他们的护国历程，始于“靖康之耻”的国破家亡，终于“绍兴和议”的屈辱偏安。张浚是南宋立国第一台柱，他与吕颐浩等主战派的努力，使得南宋政权得以在江南稳固，中华先进文化的火种得以保存。然而，赵构的“小私”最终压倒了臣子的“大忠”，他们虽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但其矢志不渝的抗金信念与临危受命的担当精神，与赵构杀岳飞、秦桧卖国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同铸就了南宋初期最为悲壮而光辉的历史篇章。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南宋初年国家命运与时代矛盾的深刻写照。

 

附录：张浚、吕颐浩任职脉络疏理

一、张浚任职脉络

建炎三年（1129年）

二月：时任礼部侍郎兼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受命与朱胜非同节制平江府、秀州控扼等事，被授予“便宜施行”之权，独驻平江，扼控长江下游防线。

三月：在平江洞悉苗刘兵变阴谋，果断封锁叛军赦书，安抚溃兵，并驰书联络吕颐浩，策划勤王。

七月：离开建康，赴川陕前线开辟第二战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

九月：调集熙河、秦凤、泾原、环庆、永兴军五路兵马约20万人，与金军在富平县大战，官军败绩。

十月：退保秦州（今甘肃天水）。

绍兴元年（1131年）

四月：金军直逼兴州（今陕西略阳），退保阆州（今四川阆中）。

十月：指挥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军。

绍兴二年（1132年）

正月：以川陕之功被授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南宋唯一任此职的文臣）。

十二月：宋高宗为分其权，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与张浚“同治事”。

绍兴三年（1133年）

四月：奏王似、卢法原威望素轻，请求朝廷另派刘子羽、吴玠协助，未获批准。

五月：宋高宗召张浚回朝，解其川陕宣抚处置使之职。

六月：遣军追击撤退的金军，大胜。后归省绵竹故里。

绍兴四年（1134年）

二月：行至严州新城，上疏引咎求罢。

三月：被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

十一月：因金、伪齐联军南犯，被急起复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即日入见，复命为知枢密院事，往镇江视师。

绍兴五年（1135年）

二月：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全面负责军国大事。

五月：亲往湖湘督战，岳飞平定杨么之乱。

绍兴七年（1137年）

正月：因宋徽宗死讯，高宗任秦桧为枢密使以制衡张浚。张浚上疏劝高宗以社稷为重，勿急于议和。

八月：因秦桧等人主导的淮西军变，张浚主动引咎辞职，罢相。

绍兴八年（1138年）

三月：朝廷定都临安，遣内侍往潭州劳问张浚。

绍兴九年（1139年）

正月：宋金和议成，张浚复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同月：为防和议反复，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

绍兴十年（1140年）

五月：金国撕毁和约南侵。张浚在福州上书高宗，力言北伐良机，并大治海舟千艘，准备直取山东。

绍兴十一年（1141年）

三月：在福州捐出卖官田及寺院度牒所得钱六十三万缗助国用。诏复其特进官阶。

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张浚被授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免去奉朝请，居潭州。

二、吕颐浩任职脉络

建炎三年（1129年）

二月初四：时任吏部尚书，劝谏高宗勿南撤不听，被任为资政殿大学士充江浙制置使兼知镇江府。

二月初九：在吴江县，被高宗问及可辅佐朱胜非者，张浚慷慨愿留。

二月十一日：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

三月初五：苗刘兵变爆发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知江宁府。接张浚信后，亲率精兵南下勤王。

八月十三日：进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使，成为宰相。

十月下旬：奏请高宗“航海避狄”，获采纳，随驾一路撤退至温州。

绍兴元年（1131年）

八月二十三日：秦桧升任右仆射、同平章事，与吕颐浩形成共相局面，吕主外，秦主内。

绍兴二年（1132年）

九月二十日：二度拜相，任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坚持辞去少保，改授特进）。

四月二十七日：再受命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于镇江开都督府。

五月初四日：出师督江淮诸军，因军中内乱引疾求罢，高宗不允。

七月：班师回朝，决意罢黜秦桧。

八月：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成功弹劾罢免秦桧。

绍兴三年（1133年）

四月：因水旱地震，被侍御史辛炳等弹劾，再次罢相，任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后加特进、观文殿大学士。

绍兴五年（1135年）

三月：上《边事善后十论札子》。

十月：获任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不赴任。

绍兴六年（1136年）

二月：兼荆湖南路营田大使。

十二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两浙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

绍兴七年（1137年）

三月十四日：入见高宗。

三月十九日：任少保兼行宫留守。

七月：淮西军变后，张浚引咎罢相。

绍兴八年（1138年）

二月初四日：被拜为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充江南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

同月：在平江见高宗，称病辞职。

二月二十四日：改任为醴泉观使，免奉朝请。

绍兴九年（1139年）

二月初二日：高宗召其赴行在临安。

三月十五日：许回台州养病，加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

四月初一日：在台州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