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七年：孤忠的悲歌——张浚在国策转向中的最后抗争

绍兴七年（1137年），是南宋国运的十字路口。宰相张浚力主北伐，一度营造出中兴在望的积极态势。然而，就在这一年，宋高宗赵构内心的天平彻底倒向了议和，最终以淮西兵变的惨剧和张浚的罢相为标志，终结了北伐的最佳时机。深入剖析这一年的风云变幻，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关键事实：淮西军变的主要责任在于宋高宗及其身边的秦桧、沈与求，而张浚与岳飞的矛盾被别有用心者放大，他们实为知己。张浚的三篇奏疏，正是他在绝望中为挽救国运而发出的最后呐喊。

         一、希望的开端：北伐共识下的隐忧

绍兴六年（1136年）末至七年（1137年）初，南宋的军事形势一片大好。高宗御驾亲征至平江，张浚视师镇江，吴玠、岳飞等大将整军经武，北伐呼声高涨。张浚作为主战派领袖，权势与威望达到顶峰。他深知岳飞之才，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十一月，张浚便奏请高宗内殿面见岳飞，足见其倚重之深。

然而，希望的表象之下，危机潜流涌动。正月，宋徽宗及郑皇后去世的讣闻传来，成为引爆高宗内心天平的导火索。他随即任命秦桧为专任枢密使，使其“恩数视宰臣”，意图用秦桧来制衡张浚，并启动以迎回生母韦氏为核心的议和议程。

正是在此背景下，张浚于正月上了第一篇奏疏，即《论时政与任事之难疏》。他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心态的变化，痛陈“谋身者易，任事者难”的官场弊病，向高宗发出“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的警告。这篇奏疏，是张浚在北伐蓝图即将展开之际，对高宗动摇心态的第一次“敲打”，是试图将皇帝从个人哀痛中拉回到“恢复”这一国家最高战略上的思想动员。

         二、被利用的分歧：北伐阵营的内外交困

随着朝廷移跸建康，北伐的气氛愈发浓厚。三月，高宗在内殿亲口对岳飞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其余并受卿节制。”然而，这短暂的君臣相得，很快在具体的军事整合上触礁。

核心矛盾爆发于刘光世军的归属问题。张浚奏罢骄惰的刘光世后，其麾下五万大军成为焦点。岳飞希望能并统此军，以实现其北伐宏愿。然而，张浚与岳飞就此事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并非私人恩怨，而是两位爱国者之间关于军事方略的坦诚交流。张浚有防范武将权力过大的现实考量，岳飞则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迫切渴望。他们本是知己与伯乐，此刻的分歧，却被宋高宗与秦桧等人迅速利用。

高宗在许诺之后又出尔反尔，拒绝将淮西军交予岳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才是导致岳飞“上书要求解除兵权，径自入庐山守墓而去”的根本原因。四月，岳飞的离去，是宋高宗和秦桧作出出尔反尔的决策后，将一位忠臣逼上绝路的悲剧。

面对岳飞的负气离去，被搞得十分被动的张浚，在与高宗商议后，才命兵部侍郎张宗元为宣抚判官往鄂州监军。此举并非制衡，实为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保护岳飞，防止其军心涣散，并为岳飞的回归留下余地。

在此期间，张浚于三月接连上了《论事势如大疽疏》与《论车驾进止利害疏》。他以“大疽”为喻，疾呼国事危殆；又系统论证车驾进止的利害，力主高宗“有进无退”。这两篇奏疏，是张浚在君臣矛盾、将帅失和的顶点时期，对高宗发出的最后通牒和最终陈情，他试图用最强烈的言辞，将高宗从和议的歧途上拉回。

         三、梦碎的终局：淮西兵变与替罪羊的悲剧

张浚的警告一语成谶。淮西军的最终处置权，实则掌握在宋高宗与身边的专任枢密使秦桧、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手中。他们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权斗的需要，否决了张浚的稳妥方案，强行任命文官吕祉节制骄兵悍将，且在郦琼与王德的矛盾激化时处置失当，最终酿成八月的淮西兵变。这场兵变，是宋高宗与秦桧、沈与求决策错误的直接恶果，它彻底摧毁了北伐的军事基础和政治信心。

针对郦琼不服王德管辖的情况，正在外地督师的张浚星夜赶回，采取离了补救措施，但已无力回天。对于高宗和秦桧而言，这却是天赐良机。兵变“证明”了北伐的冒险性，为他们的和议主张提供了最坚实的论据。

        九月，面对宋高宗的国策转向，张浚“入见高宗，主动担责引咎”。这并非他负有主要责任，而是在高宗需要为和议扫清障碍、寻找替罪羊的政治背景下，一位孤忠大臣以去就相争的最后悲壮之举。他以此举保全了臣节，也为北伐大业尽了最后一份心力。随着张浚的罢相，次年三月，秦桧登上了右相的宝座，南宋的国策彻底转向。

结论

绍兴七年的历史悲剧，其根源在于宋高宗赵构以私害公的帝王心术。他对武将的猜忌、对战争的恐惧，以及迎回生母的执念，是转向和议的根本动因。秦桧与沈与求的权谋，则成为推动这一转向的邪恶之手。而张浚与岳飞之间本可弥合的战略分歧，被他们无情地利用和放大，最终演化为北伐阵营的裂痕。

在这一过程中，张浚于正月、三月接连上呈的三篇奏疏，是他作为帝国最后脊梁的悲壮独白。从思想启蒙到危局警告，再到最终陈情，他倾尽所有，试图力挽狂澜。然而，他的努力最终敌不过皇帝的意志、奸佞的构陷和命运的捉弄。绍兴七年，张浚的北伐梦碎，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南宋王朝在恢复之路上最令人痛心的一次跌倒，一个偏安江南的时代，自此拉开了序幕。

附件：张浚三篇奏疏原文

附录一：《论时政与任事之难疏》（绍兴七年正月）

张浚上言曰：“臣受陛下圣知最厚，自谓遭逢幸会，盖非偶然。凡有所见，尽言无隐；又况社稷至计所繋，臣安敢曲为身谋，默不上逹？仰惟俯赐矜察，不胜大幸。

臣契勘金人侵犯以来，强暴为甚，锋不可当。公卿大夫上负国家，甘为叛逆，其大恶不道，固不待言矣。次则不过畏避怯缩，随时俯仰：敌之未至，幸且偷安；敌之凭陵，委身而去。陛下念其势力不逮，旋复器使，此往事之明验也。其间盖有恨敌之不道，悯国之无辜，誓死捐身，力图破敌，而事机之来，有成有败。好事观望之人，又复以轻狂而媒糵之。然则为陛下社稷至计，果如之何而可乎？

臣尝折中而论之：大凡持盈守成，迟重是贵；谋功立事，勇决为先。今国势衰弱，宼难日至，使人人怀因循苟且之心，不敢任成败安危之责，臣恐日复一日，坐致大坏矣。臣窃谓当今丧乱之後，谋身者易，任事者难。谋身则毁誉不至，任事则怨谤立随。仰惟陛下念社稷之重，思中兴之难，反复熟计，以观得失。至於臣之起自孤远，骤膺委寄，不自量力，妄意事功，则又甚难矣。今臣欲决意以图敌，则恐负败事之忧；欲专断以立功，则恐贻擅权之议。至於因循玩日，姑为朝夕之计，事极势危，终归於无可奈何，则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为此以负陛下知遇也。伏惟万几之暇，特赐省览，庶使臣之孤忠得被圣知，趋事赴功，虽死无悔。臣无任激切之至。”

附录二：《论事势如大疽疏》（绍兴七年三月）

张浚论当时事势曰：“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图非常之报；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缓之音。臣窃惟当今事势，譬若养成大疽於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速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谋之於心，断之以独，谨察情伪，预备仓卒。犹之奕棊，分据要害，审思详处，使在我有不可辄犯之势，庶几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复一日，且将噬脐。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於正议，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倘非陛下圣德在人，获天地之佑，承祖宗之庆，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

附录三：《论车驾进止利害疏》（绍兴七年三月）

张浚论车驾进止利害，曰：“臣昨日幸侍天光，获闻圣训，退而思之，惟是车驾进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区区中怀所见，未知当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详择焉。

臣窃惟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不为则不成。自古贤圣之君，平定祸乱，未有谦退远处而能跻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勾践报吴二事，士大夫多以为口实，不知与今事势万万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付在陛下，不幸而敌人陵之，叛臣据之。陛下不得已而养锐待时，以俟天定，犹之可也。至於事有可为之理，时有可兴之势，思前虑後，犹豫不决，岂不重失人心乎？

臣请以棊谕：善奕者，先固基本，次定筭数，临以大势，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胜可必，彼败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恋王室者？敌人相结，胁之以威，虽有智勇，无由展竭。三岁之间，赖陛下一再进抚，士气从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当示之形势，庶几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帅者，亦不敢怀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险，忘寝食，孜孜焉惟恢复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

臣意谓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师倘还，则有识解体，内外离心，日复一日，终以削弱。异时复欲下廵幸诏书，谁为深信而不疑者？何则？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实无意於图天下故也。陛下若断自宸衷，有进无退，车尘一动，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顺民望，敌人之势寖以蹙缩，大功自是而立，大业自是而成。

论者不过曰：‘万一秋冬有警，车驾难於远避。’夫军旅同心，将士用命，扼淮而战，破敌有余。况陛下身临大江，气当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离心，陛下虽过自为计，将容足於何地乎？又不过曰：‘当秋而进，士有战心；及春而还，絶彼窥伺。’此特可舒一时之急，应仓卒之警。年年为之，人皆习熟，谓我不竞，当有怨望，难乎其立国矣。又不过曰：‘敌占上流，顺舟而下，变故立生，所不可测。’夫襄汉我有也，敌舟何自而来乎？敌人事力有余，果能陵犯，水陆偕行，自上而济，陛下身处临安，去建康无数舍之远也，处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矧惟陛下遭两宫之大耻，负四海之重责，天意人心，两皆属望。有为而无成，天下犹矜怜而归心陛下也；不为而坐待其尽，为祸可胜言耶？

夫为将帅之策者，恐臣导陛下而前，督其进取，曾不知事有机会，时有利钝，士马不能遽益也，敌势不能立破也。要宜刚大其志气，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为心，仰无愧於天，俯无怍於人，度事而为，审时而动，先谋自治，利而诱之，致而破之，何难而不可济哉？惟陛下断以恢复为事，则任恢复之人；以退守为事，则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类，求其党，一意施为，为陛下毕尽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两端，择利自谋也。

臣又窃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药治之，而或者争止焉。为或人之谋，疑其爱己；为子之谋，似乎不审。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谀悦，舍此适彼，所不慙焉。谓子为不尽忠乎？其父岂不过谬哉！今日侍陛下以还为臣之谋，无所任责，诚亦得计矣；为陛下国家之计，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胆，反复一二言之，而不知其当否也。伏惟陛下裁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