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相师，风骨相期：论胡铨与张浚的师友之道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社稷存亡悬于一线。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士大夫的抉择与风骨，深刻地影响着国运的走向。其中，胡铨与张浚的交往，不仅是一段知遇之恩的佳话，更是南宋主战派内部“道义相师，死生以之”精神内核的典范。他们的关系，始于殿庐识才的“定论”，淬炼于抗金同袍的烽火，升华于贬谪砥砺的岁月，最终成为诠释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集体人格的生动注脚。

         一、殿庐识才：一份“犹第一”的定论与家世共鸣

胡铨与张浚的交集，始于建炎二年（1128）那场决定无数士人命运的殿试。时年二十七岁的胡铨，在策论中直面时弊，提出“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的核心理念，更尖锐地指出“今宰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其直言敢谏之气，令宋高宗为之动容，初拟定为第一，并赞叹其“如刘蕡”。

然而，这份荣耀因执政朱胜非等人的忌惮而横生波折，胡铨最终被移置第五名。时任礼部侍郎、负责详定殿试的张浚，对此结果深感震惊，甚至自请待罪。但他并未屈服于压力，反而以一句“何害？”彰显了自己的风骨与担当。他虽无力回天，却给予了胡铨一个超越名次的“定论”。正如后学欧阳守道所言：“张魏公第其文为进士第一。既而置之第五，虽第五，然有魏公之定论在，犹第一也。”

这份“定论”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个人情感与价值认同。张浚的父亲张咸，在元祐年间应贤良方正科，同样因策论直言而触怒宰相章惇，被抑为第五等。张浚在胡铨身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这种家世的共鸣，使他的赏识超越了单纯的伯乐之情，更添一份惺惺相惜的道义支持。自此，胡铨终生以张浚的“门下士”自居，这份认同，正是源于这场奠定其人生价值的殿庐识遇。

         二、共赴国难：从幕僚到诤臣的抗金同袍

张浚的“定论”，不仅是对胡铨才华的肯定，更是对其政治理念的认同。这份知遇之恩，很快便转化为共赴国难的实际行动。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以右相兼都督诸路军马，总揽抗金军政大权，他随即辟胡铨为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将其纳入自己的幕府，委以整顿军需之责。在任上，胡铨积极建言，向张浚陈“持胜之道在纳谏，中兴之业在守备”，其见识与忠诚，深得张浚倚重。

然而，真正的考验来自朝堂之上的惊涛骇浪。绍兴八年（1138年），

秦桧独相，力主议和，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屈辱之意昭然若揭。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毅然上奏了名垂青史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他痛斥王伦、秦桧、孙近三人“欲臣妾我，欲刘豫我”，发出“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的怒吼，并宣称“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这篇奏疏，是南宋主战派的最强音，也是对张浚抗金事业最决绝、最勇敢的支持。胡铨以一介微官，向权倾朝野的秦桧发起挑战，其所捍卫的，正是张浚毕生坚持的恢复大义。此举虽导致胡铨被贬谪昭州，后更流放海南，受尽磨难，但他的壮举，完美践行了张浚当年所欣赏的“刘蕡”精神。秦桧死后，张浚曾感慨万千：“秦太师专权十四年，只成就得一个胡邦衡！”这句叹息，是对胡铨人格的最高赞誉，也是对他们同道情谊的最好见证。

         三、贬谪砥砺：“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

在南宋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张浚与胡铨的命运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都因坚持抗金立场而屡遭打压。绍兴季年，张浚谪居永州，胡铨谪居衡州，二人皆年逾六旬，身处人生低谷。然而，物理的距离与政治的失意，反而淬炼了他们情谊的纯度。

时任零陵丞的杨万里，亲见二师往来书信，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此书还往，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虑也。”在远离权力中心的蛮荒之地，他们通信的内容，没有个人的怨怼与消沉，而是相互勉励于性命天道之学，共同忧思于国家安危之虑。这便是“道义相师”的真谛：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同盟，更是精神上的导师与挚友，在困厄中相互砥砺，坚守着共同的信仰与人格底线。

这种“道义相师”的境界，在一件看似“不近人情”的事件中得到了极致体现。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为表彰张浚功绩，欲赐其子张栻金紫服。胡铨时任权中书舍人，非但没有顺水推舟，反而毅然缴奏，认为“不当如待勲臣子”，理由是“君子爱人以德”。此举看似驳了恩师的面子，实则是以更高的道义标准，维护张浚父子清正廉慎的声誉。张浚深明其意，绝不因此介怀。这一事件，将他们的关系从私人情谊升华到了公义与道义的层面，证明了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之上的，超越了任何私情。

         四、晚年回响：为共同的理想作最后奋斗

孝宗即位后，张浚与胡铨相继被起用，迎来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抹亮色。隆兴北伐，是张浚“以战止战”战略的最后尝试。胡铨则在朝堂之上，成为张浚最坚定的支持者。当金人求和，朝议汹汹之时，胡铨在孝宗面前疾呼：“彼知陛下锐意兴复，移书请和，非甘言诱我，即诡计缓我尔！愿鉴前车之覆，益修守备，益张吾军。”并恳请孝宗“绝口不言和字”。当主和派王之望、尹穑排挤张浚时，胡铨廷斥二人，闻者称快。

在积劳成疾、生命走向终点之际，张浚仍心系国事，他深知朝堂需要刚正不阿的声音来监督百官、整肃纲纪。于是，他向孝宗皇帝举荐了胡铨，言简意赅地评价道：“胡铨可备风宪。”这句临终前的举荐，是他对自己四十年前“定论”的最终确认，也是对胡铨一生风骨的最高信任。他相信，只有胡铨这样的铁骨之臣，才能担当起监察风纪、砥砺朝纲的重任。

隆兴二年（116d年），张浚在北伐失利的忧愤中病逝。胡铨亲作祭文，以“建炎戊申，驻跸维扬……得铨大对，谓如刘蕡”十六字，回溯了近四十年前的知遇之恩，为这段师友情谊画上了沉痛而圆满的句号。此后，胡铨继续坚守抗金立场，在朝廷独力反对和议，其著名的“十吊十贺”之议，逻辑严密，气势磅礴，是他一生风骨的最终展现。乾道七年（1171年），胡铨致仕，陛辞之际，仍以“归陵寝、复故疆”为念，孝宗答曰：“朕志也。”这既是对胡铨一生的肯定，也是对张浚遗志的继承。

结语

胡铨与张浚的交往，始于一场科举的“定论”，成于抗金同袍的烽火，终于贬谪砥砺的“道义相师”。在宋高宗猜忌、秦桧当道的至暗时刻，他们以“持胜之道在纳谏，中兴之业在守备”为共识，以“绝口不言和字”的决绝，诠释了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关怀。周必大在胡铨的神道碑中，以“道义相师，死生以之”精准地概括了这段关系。从殿试的“犹第一”，到临终的“可备风宪”，张浚对胡铨的期许与信任贯穿始终。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一座丰碑，更昭示着一种超越个人荣辱、以国家大义为依归的崇高人格，垂范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