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忠与国是：王十朋在隆兴北伐前后对张浚之支持与追思

        南宋隆兴北伐（1163-116d）是孝宗朝为收复中原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其成败深刻影响了南宋后来的国策走向。在这场国运攸关的政治与军事博弈中，主战派领袖张浚是核心人物，而时任侍御史的王十朋，则以其刚毅正直的品格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成为张浚最坚定的支持者。考察王十朋在北伐前后荐用、敬重、支持和怀念张浚的言行，不仅能揭示二人之间基于共同政治理想的深厚情谊，更能窥见南宋主战派士大夫在逆境中坚守“恢复大计”的孤忠与悲壮，其“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尤为值得深思。

         一、危局识人：战前之荐用与敬重

        王十朋对张浚的支持，始于国家危亡之际的识才与荐举。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主完颜亮迁都汴京，大举南侵，南宋朝野震动，“中外汹汹，咸以靖康覆辙为忧”。在此关键时刻，王十朋并未陷入恐慌，而是敏锐地指出“御敌之策莫如用人”。他向时任侍御史的汪应辰上书，力荐已被闲置多年的张浚。

        在《与汪侍御》中，王十朋对张浚的评价极高，称其为“天姿忠义，誓不与敌俱生”的人物。他深知张浚虽“放令自便而犹未起废”，但其威望与能力是“可以制千里之难”的关键。为此，他敦促汪应辰要“如古人之进贤，不进不已”，甚至不惜以“去就当自此决”来强调举荐之必要。这封信件充分展现了王十朋的政治远见和非凡勇气。他敬重的并非仅仅是张浚的个人名望，而是其所代表的、与金“义不戴天”的抗金精神。在主和派占据上风的背景下，此举无异于逆流而上，体现了他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得失之上的品格。

         二、无声之谏：战前“以疾乞祠”的策略性姿态

        就在王十朋力荐张浚的同时，南宋的权力中枢正在发生微妙而关键的变化。是年十一月，在金人入侵的巨大压力下，太上皇赵构不得不重新起用张浚。而此时的朝廷，左相陈康伯与右相叶义问兼任枢密使，是最高军事长官；在此危局下，张浚被任命为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即将开赴建康府督师。虽然此时尚未进入枢密院，但这一任命标志着北伐的机器在艰难中开始启动。

        正是在这个新旧交替、战云密布的节点，王十朋写下了一封看似与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信——《与二相乞祠》。信中，他以“私计不便”和“苦痰嗽之疾”为由，向身兼国事与军事重任的陈康伯、叶义问请求一个管理宫观的闲职（岳祠），以便养病。

       《与二相乞祠》:某自去冬以私计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欲乞岳祠以便医药，节次入劄子，及屡尝面禀。虽已蒙钧诺，至今犹未获命。当圣贤相逢、羣才并进之日，某备员佐着，事简职清，岂不愿留以苟寸禄？实缘久苦贱疾，有妨职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钧慈，速赐敷奏，陶铸岳祠差遣一任，感戴无穷。某下情无任激切恳祷之至。

        此举绝非简单的消极避世，而是宋代士大夫一种典型的政治策略，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用以表达无声的谏言。首先，这是王十朋的自我评估与清醒定位。他深知，即将到来的北伐是一场严酷的斗争，需要的是能征善战或运筹帷幄的干才。他坦诚自己“晚进不才”、“最为碌碌”，与其在要职上“窃禄”，不如“善去以保全之”。这种不贪恋权位、为国举贤的胸襟，本身就是对张浚等主战派将领的无声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姿态。在朝局未定之际，他选择暂时退居二线，既是表达个人意愿，更是在向最高权力层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一个正直的官员，在理想抱负无法施展、朝廷未能上下一心之时，宁愿选择退隐，也不愿尸位素餐。这种“乞祠”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政治生态的一种含蓄批判，是一种“不合作”的抗议。它迫使当权者反思：为何忠贞之士宁愿退闲？这一看似消极的“乞祠”，实则是他“以退为进”政治智慧的先声与预演，为他日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全了政治清誉和道义资本，使其后续行动更具说服力。

        三、孤忠任事：战时之支持与“以退为进”之担当

        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锐意恢复，北伐大议正式展开。然而，此时的权力结构却埋下了深刻的隐患。朝廷之上，左相陈康伯与右相史浩均兼任枢密使，牢牢掌控着中央军事决策大权。而被寄予厚望的北伐主帅张浚，其职务虽是枢密使，却排名在二相之后，位列第三，且需亲赴前线，担任都督江淮军马之职。

        这种“二相在朝，一督在外”的格局，使得张浚虽身在前线，却处处受制于中央。特别是右相史浩，对北伐持保守乃至反对态度，成为张浚在朝中最大的掣肘者。太上皇赵构虽已退位，仍对朝政保有巨大影响力，他素来忧心张浚功高震主，故而对北伐处处掣肘。在此背景下，张浚虽手握兵权，实则并无人事任免与后勤调度的实权，指挥系统受到极大限制。

        在此背景下，张浚的军事行动更接近于一种“以战止战”的策略。其首要目标并非一举收复中原，而是通过军事上的主动出击，来应对金国在隆兴元年三月和八月的两次领土索求，为南宋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并助力宋孝宗赵昚顺利巩固皇位。因此，当宋军在四月取得“一月三捷”的胜利后，北伐的战略目标已部分达成。但五月符离之败，在张浚权力受限、指挥不畅的困局下，几乎是必然的结局。时人陆游“张公遂如此”的感慨，便道尽了张浚在内外掣肘下的无奈与悲凉。

         正是在这北伐事业因内部分裂而濒临崩溃的危急关头，早已做好身心准备的王十朋挺身而出。他首先上疏论史浩八zui，将其ba免，为张浚扫清了最大的政zhi障碍。随后，在北伐受挫、主和派“横议蠭起”之时，他将他在绍兴三十一年“乞祠”时所运用的“以退为进”策略，升华为一场更为激烈的自我牺牲。

        首先，他重申大义，占据道德制高点。 他上疏孝宗，首先并非为张浚辩解，而是重新定义北伐的性质，指出此举“为祖宗陵寝而举，为二百年境土而举，为中原吊民伐罪而举”，与“古帝王好大喜功开边生事者不同。这一步是“进”，旨在将辩论的焦点从军事失利转移到北伐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上，从根本上瓦解主和派的攻击逻辑。

        其次，他策略性自劾，以身为盾，保护核心。在占据道德高地后，王十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引咎自责。他称“臣不合妄赞恢复，又不合乞委任张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罢御史职事，仍赐窜殛”。这看似是“退”，实则是最高明的“进”。他通过将所有“zui责”揽于己身，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转移了主和派对张浚的火力，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二是向孝宗皇帝进行了一场“道德绑架”，惩罚一个为国事甘愿受罚的忠臣，在情理和道义上都难以成立；三是保全了张浚这位北伐主帅，为日后卷土重来保留了火种。

         最后，他拒绝升迁，强化悲情，巩固立场。当朝廷试图以“权吏部侍郎”的升迁来安抚他时，王十朋严词拒绝。在《辞免权吏部侍郎状》中，他痛陈“是求罪而得迁，何以塞羣议？”，坚持“居家待罪”。这一“退”步，彻底撕碎了朝廷可能存在的“和稀泥”的意图。他拒绝将一场严肃的国是之争，转化为一次寻常的官场交易。他的拒绝，让他的自劾显得更加真诚，让主和派的攻击显得更加卑劣，也让北伐事业的悲情色彩更加浓厚，从而赢得了舆论和道义的同情。

        王十朋的“以退为进”，从绍兴三十一年无声的“乞祠”谏言，到隆兴元年悲壮的“自劾”担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行为逻辑。他以个人的“退”，换取了北伐事业在政治道义上的“进”，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为风雨飘摇中的主战派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历史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尽管符离兵败，但张浚的“以战止战”策略确实为隆兴和议争取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且张浚本人亦于同年十二月升任右相，说明孝宗并未因一时之挫而完全放弃北伐的倚仗。

        四、痛失国器：战后之怀念与悲愤

        隆兴二年（116d）夏，王十朋起知饶州，远离了政治中心。同年八月，张浚在忧愤中病逝。噩耗传来，王十朋悲恸不已，先后写下《祭张魏公文》与《重祭张魏公文》，将他对张浚的敬重、支持与怀念，升华为对国家前途的深沉悲愤。

        在《祭张魏公文》中，他以“社稷之功最高，亲曾取日；君父之雠未复，誓不共天”来概括张浚的一生，赞誉其“忠孝根於天性，节操贯乎岁寒”。他哀叹“中山功未及成，谗谤之书盈箧”，将张浚的失败归咎于谗言与谤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英雄末路的无限惋惜。而在《重祭张魏公文》中，他的情感更为激昂，矛头直指“食肉者鄙”的主和派。他痛斥他们“力主和议，万口和附”，导致“国既日蹙，兵亦寻至”。他历数张浚被污蔑的罪名——“公欲恢复，指为生事；公欲御戎，靳为儿戏”——这既是为张浚辩诬，也是对南宋朝廷自毁长城的沉痛控诉。文末“遥望衡山，滂然堕泪”，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一位爱国志士对国事日非的绝望哀鸣，也是对他当年“以退为进”却最终失败的悲壮回响。

         结语

         从绍兴末年的力荐，到战前以“乞祠”为策略的无声谏言，再到隆兴初年“以退为进”的死保，直至张浚死后的悲愤追思，王十朋对张浚的支持贯穿了隆兴北伐的始终。这种支持，超越了个人恩怨与政治投机，是建立在“恢复中原，还我旧都”这一共同政治理想之上的。在“二相在朝，一督在外”的权力掣肘下，王十朋以其言行，塑造了一个南宋主战派士大夫的典型形象：他有识人之明，有临危之勇，更有处心积虑、一以贯之的政治智慧与担当。他与张浚的知遇与相惜，是南宋那段屈辱与抗争交织的历史中一抹悲壮而亮丽的底色，其“孤忠”精神，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附：王十朋相关诗文

第一阶段：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战前举荐与策略性谏言

《与汪侍御（汪应辰）》

某窃闻边人千乘万骑南牧，中原迁都汴京，窥伺淮甸，中外汹汹，咸以靖康覆辙为忧。况侍御掌风宪，任言责，其忧国之心当如之何？某采之舆论，咸谓御敌之策莫如用人，而人才可为今日用者，莫如张和公（张浚）、刘太尉。刘巳易镇京口，亦可以当一面矣。和公虽放令自便，而犹未起废。伏闻侍御前日尝於榻前论荐人才，而属意和公，士夫传闻莫不相庆，第不知果能上囘天听否？亦尝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听犹未囘，侍御或未指其姓名，当率诸公再对，极力荐之，如古人之进贤，不进不已。

《与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计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欲乞岳祠以便医药，节次入劄子，及屡尝面禀。虽已蒙钧诺，至今犹未获命。当圣贤相逢、羣才并进之日，某备员佐着，事简职清，岂不愿留以苟寸禄？实缘久苦贱疾，有妨职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钧慈，速赐敷奏，陶铸岳祠差遣一任，感戴无穷。某下情无任激切恳祷之至。

第二阶段：隆兴元年（1163年）——战时“以退为进”

（符离战败后奏疏节选）

臣又言：“陛下用兵，为祖宗陵寝暴露而举，为徽宗、钦宗复雠而举，为二百年境土而举，为中原吊民伐罪而举，与古帝王好大喜功开边生事者不同。投机而进，知难而退，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然异论纷纷，不肯置浚。臣不合妄赞恢复，又不合乞委任张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罢御史职事，仍赐窜殛，以塞群议。”

《辞免权吏部侍郎状》

臣缘今早上殿自劾，不合力赞陛下恢复及委任张浚事，乞罢臣侍御史之职，仍赐窜谪。今来得旨除臣上件职，是求罪而得迁，何以塞羣议？臣不敢供职……臣今居家待罪，欲乞睿断，降出臣自劾之章，使中外晓然咸知臣罪，速正典刑，以为臣子之戒。

第三阶段：隆兴二年（116d年）——战后怀念

《祭张魏公文》

惟公学造诚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节操贯乎岁寒。社稷之功最高，亲曾取日；君父之雠未复，誓不共天。二十年见斥权臣，五百岁重逢圣主……中山功未及成，谗谤之书盈箧。武侯死有遗恨，英雄之泪满襟。一老不遗，百身莫赎。某滥比假守，惊闻讣音……嗟吾道之穷已甚，非斯人之恸而谁！

《重祭张魏公文》

呜呼！烽烟告警，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议，万口和附……公之勋德，公之忠义，公之人望，羣嘲聚詈。公欲恢复，指为生事；公欲御戎，靳为儿戏；公欲养兵，诋为妄费；公欲进贤，目为朋比。公得人心，公有异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虽隆，不容在位……公存敌惧，公死敌肆……彼苍者天，胡不憖遗？九原不作，苍生曷慰？遥望衡山，滂然堕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