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与抗争：从张栻祭刘珙三文看淳熙五年的政争与士人风骨

淳熙五年（1178），南宋的朝堂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太上皇赵构虽已退居德寿宫，其影响力仍如无形的巨手，深刻地制约着锐意恢复的宋孝宗。这种制约，尤其体现在对以虞允文为代表的蜀士主战集团的猜忌与掣肘上。孝宗虽有恢复之志，却处处受制于父权，其北伐决心屡屡动摇。虞允文作为孝宗最倚重的北伐总设计师，虽受命以宰相之尊出镇四川，整军经武，但其西行大计却因朝中主和势力的牵制与太上皇的隐性反对而步履维艰，所需钱粮兵员常被克扣拖延。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变为“将在外，朝令有所不行”的憋屈，最终让虞允文抱病殁于任上，其壮志未酬的悲剧，正是主战派在太上皇阴影下集体困境的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淳熙五年的局势愈发严峻。三月，在赵构的隐性运作下，王淮出任知枢密院事，此举无异于在军事层面为孝宗及主战派势力套上了新的枷锁。而就在这一年，主战派接连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整个集团的士气跌至谷底。

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四年前的回响。淳熙元年（1174）六月，那位在憋屈与遗憾中离世的虞允文，其死讯如同一块巨石，在主战派心中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主战派的旗帜与希望，他的离去，不仅是失去了一位重臣，更是整个恢复大业战略核心的崩塌。

第二次打击则来自江东。淳熙五年（1178）七月，与虞允文并称主战派“双璧”的另一位元勋刘珙，在知建康府任上备受掣肘，忧愤成疾，与世长辞。刘珙，这位一生刚正不阿、其仕途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与高宗朝求和政策抗争史的耿介之臣，他的离去，无异于雪上加霜，让本已风雨飘摇的主战派彻底失去了中流砥柱。而张栻，则被从知静江府的要职上调离，改任江陵，名为重用，实则是被剥夺了经营一方的大权，是一次政治上的降黜。

正是在这“旧伤未愈，又添新痕”的至暗时刻，张栻先后写下三篇祭刘珙文。这三篇祭文，层层递进，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一组在双重悲剧背景下，饱含深意的政治宣言，深刻揭示了主战派士人在巨大哀思中的不屈抗争与铮铮风骨。

         二人之谊，非止同朝为官，其渊源深远，情同骨肉。刘珙是张栻之父、主战元勋张浚的旧部与门生，于张栻有知遇之恩。乾道年间，刘珙知潭州，重修岳麓书院，力聘张栻主教。二人于湘江之畔，共同讲学论道，砥砺德行，不仅将岳麓书院推向鼎盛，更在朝堂之外，结下了以道义相期、以国事相勉的深厚情谊。这份在潭州奠定的交谊，是他们日后风雨同舟、共济时艰的基石。正是这份情同骨肉的情谊，使得刘珙的死，对张栻而言，不仅是国之痛，更是切肤之悲。

         第一篇祭文：双重国殇下的沉痛哀悼

《祭枢密刘公文（一）》作于淳熙五年八月，张栻在袁州与朱熹相见、哭迎刘珙灵柩前后。此时距刘珙七月去世仅月余，而整个主战派阵营的悲痛，却远不止于此。开篇“呜呼哀哉！如其可赎，何直百身”的呼号，是真挚友情的自然流露，但紧接着的一句，却为全文奠定了更为宏大的悲剧基调：“六月甲子，丧我元臣。”

这里的“六月甲子”，根据淳熙五年历法为公历6月23日。这并非指刘珙（卒于七月），而是张栻在祭文中设置的一个极其沉痛的“时间坐标”。这一天，正是主战派另一位精神领袖虞允文的四周年忌日前后。张栻以“六月甲子”开篇，并非记述刘珙去世的时间，而是将祭奠刘珙的当下，瞬间拉回到四年前那个令整个集团心碎的时刻。这是一种高明的文学笔法，意在表明：刘珙之死，不是一场孤立的悲剧，而是虞允文之死这一巨大创伤的延续和重现。四年前的六月，我们失去了在憋屈中倒下的“北伐总设计师”虞允文；四年后的七月，我们又失去了在忧愤中离世的“国之柱石”刘珙。这种“双重国殇”的叠加，使得张栻的悲痛被放大了数倍。

因此，祭文开篇的哀悼，实际上包含了双重对象。随后对刘珙“刚毅足以任重于千钧”、“威名慑乎奸宄”的赞美，既是写刘珙，也是遥祭虞允文。而“国失柱石，人失典刑”的论断，更是对四年之内连失两大元勋的沉痛总结。这既是对刘珙的痛惜，更是对孝宗朝政治现实的沉痛叩问，暗含了对赵构、王淮等主和势力排挤忠良、导致国势日蹙的无声抗议。文末“相勉相励，期报吾君”，则是在悲痛中与亡友的盟誓，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第二篇祭文：未竟之业的回响

《祭枢密刘公文（二）》篇幅极短，是张栻在极度悲痛中，于家塾设位祭奠时的即兴之作。其主旨在于将个人情感与政治理想高度浓缩。

“惟公德业孚于上下，威望着于华夷。宜秉国钧，以辅明主”，这短短数语，分量千钧。它直接点明了刘珙的崇高声望和本应承担的历史重任——“秉国钧”（出任宰相）。这句话，放在双重悲剧的背景下，更显得悲怆。四年前，虞允文在宰相任上抱病西行，出师未捷身先死；四年后，本应接替大任的刘珙亦赍志而殁。两位最有可能“秉国钧”以实现恢复大业的主战领袖，都壮志未酬。刘珙如此贤能，却“天不憗遗”，这本身就是对朝廷用人政策的最大讽刺。在王淮之流盘踞要津的背景下，这句话的批判意味不言而喻。这篇短文，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达了最沉痛的哀思与最尖锐的政治遗憾。

         第三篇祭文：承继双重的遗命

《祭枢密刘公文（三）》的创作时间已至淳熙五年秋冬，张栻已到江陵任上。此时，悲痛已化为沉甸甸的责任感。文中“公之云亡，既逾再时”“故岁之冬，始奉遗墨”，明确交代了时间背景和创作缘由——他收到了刘珙的临终遗书。

这篇祭文的主旨，从“悼念”彻底转向了“践行”。刘珙遗书的内容是全文的核心：“始云国耻，抱恨九原；勉予忠义，以报吾君。”这正是刘珙一生未竟的理想，也是他对张栻最后的嘱托。而这份遗愿，与四年前虞允文在四川病逝前的遗憾，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虞允文和刘珙，这两位主战派的巨擘，最终都带着“未能为国报雪仇耻”的深深遗憾离世。张栻的回应斩钉截铁：“顾虽不武，敢怠勉旃！”这不仅是告慰刘珙，更是向主和势力的宣战，也是对虞允文英灵的告慰。刘珙将身后之事托付于张栻，张栻一一应承，“凡公所命，当以复公”。在个人政治处境艰难之际，这篇祭文是张栻在逆境中重新集结力量、表明要为两代领袖、为整个恢复大业斗争到底决心的誓师书。

         结论

张栻为刘珙所作的三篇祭文，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抒情史诗。通过将“六月甲子”解读为对虞允文逝世四周年的追思，我们得以揭开文本表层之下更为深沉的悲剧意蕴。从第一篇在双重国殇背景下的沉痛哀悼，到第二篇对两代领袖未竟之业的回响，再到第三篇承继双重遗命的庄严誓言，张栻将个人的哀思与国家的前途、派系的命运紧密地融为一体。他们始于潭州的深厚交谊，以及刘珙一生刚正不阿、屡挫屡战的生平事迹，使得这场悼念不仅仅是政治盟友的失落，更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因此，这三篇文章，既是张栻与刘珙个人情谊的见证，更是南宋主战派士人在政治高压下，以笔为戈，坚守理想、传承风骨的生动写照。它们让我们看到，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宋代士大夫依然没有放弃“报雪仇耻”的理想，他们的哀思中蕴含着不屈的抗争，他们的文字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附：张栻《祭枢密刘公文》三篇

祭枢密刘公文（一）

呜呼哀哉！六月甲子，丧我元臣。如其可赎，何直百身！盖积天下之望已久，而阅天下之故已深。其明足以断谋于俄顷，而刚毅足以任重于千钧。忠诚孚于君心，惠泽浃于斯民。威名慑乎奸宄，义概动乎三军。使之坐庙堂之上，固足以厌患于未形；而置之排难解纷之际，不俟施为，足以折冲于精神。国失柱石，人失典刑。此有识之士所以为天下惜，而至泣涕沾巾者也。

呜呼哀哉！忠显之烈，感乎幽明；贰卿之忠，不忘请缨。公自壮岁，念其家声。虏马饮江，扈从时巡。国有大政，抗论前陈。由斯而来，蔚其直称。出而典州，治本重人；及其门阃，潢池息兵。遂登紫枢，以翼政经；收纲端本，用尊朝廷。凛然正色，公言是伸。复牧于藩，所至续闻；捄荒之政，近世莫伦。旋观设施，靡艰靡棼；左右具宜，久而愈新。江湖辙环，防老于行；人望公归，帝图厥厪。岂不用公，未极于成？

呜呼哀哉！夫子知我，匪契之云；我之于公，唯义是亲。相勉相励，期报吾君；情深相得，有同弟昆。言念拜别，乙未之春；我车入南，公往江濆。眷言不舍，语何谆谆；岂期一阔，而隔死生！精爽在目，我言孰听？

呜呼哀哉！义当奔走，送公归輤；属其拘挛，王事有程。哭公家塾，载遗此文；礼虽不丰，公鉴其诚。尚飨！

祭枢密刘公文（二）

谨为位致祭于故留守观文枢密刘公之灵：惟公德业孚于上下，威望着于华夷。宜秉国钧，以辅明主；天不憗遗，人之云亡。夙蒙公知，尤重伤痛；为位家塾，恸哭写哀。

祭枢密刘公文（三）

呜呼哀哉！公之云亡，既逾再时；匪今之悲，百年之思。故岁之冬，始奉遗墨；一见泪流，继之以哭。墨淡行斜，如公疲癃；诵公之言，则何昭晰！始云国耻，抱恨九原；勉予忠义，以报吾君。中言先公，铭志未立；岂无他人，予以执笔。末复继书，嗟弟及子；嗟予何人，乃托以死！精爽在上，耳闻公言；顾虽不武，敢怠勉旃！铭诗脱草，遽遣荐陈；独慙荒芜，曷诏不冺？贻书平父，期守公训；告于二子，罔坠厥命。惟元诲君，实公所敬；无求于外，惟晦是听。公之息女，当择于归；顾予虽远，愿与闻之。凡公所命，当以复公；薄奠是将，告于公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