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召回川陕前线统帅张浚的脉络考

一、张浚发动富平牵制战、秦岭阻击战成功确保了南宋朝廷立足江南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四月，张浚组织平定“苗刘兵变”立首功，升任知枢密院事。张浚时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五月，宋高宗开赴江宁（今江苏南京）前线，欲相平苗刘兵变立首功的张浚，“浚以晚进，不敢当。”推辞。初三，在常州，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宋高宗接受张浚提出的经略川陕牵制金军南下的建议，并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所部全权负责所有川、陕以及京西、湖北、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黜陟”的权力，实施“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处置战略，表明南宋最高统帅对用兵陕西牵制金军的战略和决心，张浚“于兵民财无所不总”、负“半天下之责”受命负责南宋抗金三大防线“江淮防线、江汉防线、秦岭防线”中的两大防线。七月庚子（二十四日），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从行在建康出发赴川陕开辟新战场。东京留守杜充以粮储告竭，弃汴还建康（属将岳飞从至），至江宁镇，密晤张浚。壬寅（二十六日），诏命奉隆佑皇太后，率六宫往豫章。张浚特奏请王彦为前军统制，自建康一起入陕。月底，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亲兵一千五百人、骑三百出屯雨花台（是日，张浚军行，屯雨花台），旋赴川陕开辟新战场。

闰八月至十二月，宋高宗为避金军，从建康、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定海县(今舟山定海)上船入海避难。

十月，金国为一举消灭南宋新政权，完颜宗弼(金兀术)率金兵发动了规模空前、骑兵突击的冬季闪电攻势，开展搜山检海捉赵构行动。金西路军由拔离速、彀英、耶律马五指挥，由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渡江，攻江西、湖南、湖北三路，捉隆佑太后。癸未(初八)，宋高宗由建康返回到临安。壬辰（十七日），宋高宗撤至越州(今浙江绍兴)。下旬，张浚布防完成鄂州（今武汉）、襄阳军务后的张浚抵达兴元（今陕西汉中），设司于此，领兵牵制、抵抗进攻川陕的金兵，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二月，金国完颜宗弼（金兀术）主力攻破临安府，渡过钱塘江追击宋高宗，一直打到明州。

建炎四年（1130）四月，因金兵已退，宋高宗御舟从海上回到明州城下，再由明州返回越州驻跸。五月，金兵渡长江北撤。九月，有“便宜黜陟”权的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的张浚调集熙河路刘锡、秦凤路孙渥、泾原路刘锜、环庆路赵哲、永兴军路吴阶等五路经略使所部，步兵和骑兵共计20万(号称40万)人，执行宋高宗命令以大军向东挺进，驻扎于富平县。同月，张浚驻邠州督战，遣都统制刘锡统五路兵与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左翼完颜宗弼、右翼完颜娄宿大战于富平县，官军败绩。“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的大兵团决战，虽然宋军富平之战败绩，但使金主力的完颜宗弼部被迫调离左右全局的江淮战场，被牵制于西北战场近四年，极大地削弱了金兵对南宋新朝廷的军事压力，有效地保障了南宋高宗新朝廷在东南的半壁江山。也因张浚在川陕苦心经营已三年无粮草、无军马、无治理的关中焦土，一举实现了南宋陕西边防的散乱武装不听朝廷节制的局面，战略上十分成功。十月，张浚退保秦州（今甘肃天水）。

《龟鉴》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夫胜负兵家之常，邓禹有关中之败，子仪有相州之败，孔明有街亭之败。而富平之以速战败者，公非不知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临行天语三年而后出师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汉。今也兵驻淮甸，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

绍兴元年（1131）三月，张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宋高宗谓辅臣曰：“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须得胜浚者乃可易。”宋高宗曰：“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同月，金军又迫福津、同谷等地，直逼威胁兴州（陕西略阳）。无奈之余，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又退至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 ，移川陕宣抚处置司于此。五月，张浚组织吴玠在和尚原大败来犯的金军完颜宗弼所部。九月六日，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张浚言：“恭依圣谕，便宜黜陟阙官去处，差过监司守倅刘镃等，乞出给付身降下。”诏从之。 

十月，完颜宗弼亲率诸道兵进攻和尚原，吴玠军与之激战三日，大败金兵，俘获甲兵以万计，完颜宗弼身中流矢，仅以身免。十一月，张浚把陕西前线划分为四个防区，分别由吴阶、王彦、刘琦、关师古管辖，扩大主将的权力以便于抗敌。十二月，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阁、知夔州韩迪降三官。

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自绍兴到达临安。张浚以功被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是南宋唯一的一个任节度使的文臣）。宋高宗遣内侍任源抚问张浚。

二、宋高宗召回川陕前线统帅张浚实是忧心张浚权大，过程三阶段递进

1、有求张浚宣司而不得的士大夫谤议于东南，疑之权大而将召张浚

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张浚命利、夔制置使王庶与知成都府王似两易其职。五月，张浚以参赞军事刘子羽知兴元府，黜王庶，复以王似知成都府。九月，宋廷任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据南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载：“公（张浚）在关陕凡事虽以便宜行之，然于乡dang、亲旧之间少所假借（达到目的），于是士大夫有求于宣司而不得者（或指成都籍常安民之子的常同）始起谤议于东南，朝廷疑之，将召归。先为置副，乃以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绍兴二年（1132）九月】，诏与浚相见同治事。浚寻上疏言：‘镇重宽厚于民不扰，似之所长；至于驾驭将帅，裁处机事，不为身谋，似恐未可仗。且外而刘子羽、吴玠之徒与虏为仇，内而张深、程唐日夜谋议，皆尝立破虏之功，各望照知，寖加任使。今一旦以无功侍从骤处副任，人情谓何？臣虑子羽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终至败事。臣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大驾以福中原，而或者相为朋党，求挠臣权，在臣去就甚轻，而国家之计恐有未便。’”张浚具体疏状附后。

十二月辛丑（十五日），宣抚处置使张浚，即成州置院，类试陕西发解进士，得周汉等十三人。浚承制赐（周）汉进士出身，余同出身。壬寅（十六日），命驾部员外郎李愿往川、陕，因使持诏号浚还朝，且令与参赞公事刘子羽、主管机宜文字冯康国俱还，仍以亲兵千人护送。时法源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源代韩迪，言于朝；阅四日，遂有是命。癸卯（十七日），以闻，诏令尚书省给黄牒。甲辰（十八日），诏张浚罢宣抚处置使，依旧知枢密院事，徽猷阁直学士知夔州卢法源为龙图阁学士、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与王似同治事。时以浚于国有功，久劳于外，令学士院降诏召赴枢庭，仍命学士撰蜡书十通，付宣抚副使王似书填赐诸叛将，略曰：“昨宣司参议刘子羽弄权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张浚还朝，更命王似，无复嫌隙，其早自归。”浚闻，乞祠，不许。是日，帝谓大臣曰：“近引对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时迁谪，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养，燕及子孙。自行经义取士，往往登科后再须修学，所以人才大坏，不适时用。”据南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载：“寻诏浚有大功，久劳于外，令学士院降诏。先是，监广州盐税吴伸上疏【绍兴四年(1134)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监广州寘口场盐税臣吴伸再上论大臣非辜书】，大畧谓：‘浚忠有余而智不足，且复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敌人卒未能下，盖亦浚之功也。切见里巷游谈，咸曰张浚之来，章疏列上，必于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过恶。使浚不至，则必曰慢而不恭，有违命之罪；至，则必曰覆军之将，有失地之罚，将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后已使浚罪去，不知谁可继其忠乎！’”己酉（二十三日），遣司封员外郎周随亨同抚谕川、陕。甲寅（二十八日），张浚承制以归州隶夔州路。

2、张浚忧心王似难节制将臣，朝廷因水旱地震诏张浚回，因战事搁置

绍兴三年（1133）正月，张浚论奏王似不可为副，因引罪求罢，不报。二月，吴玠遇金人于饶风关，王彦自西乡来会，金人分兵攻关，统制郭仲败走。饶风关破，吴玠趣西县，王彦收残军奔达州（今四川达县）。张浚被罢职之命，以诸军方溃，因秘不行，复具奏审。同月，张浚复以王庶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参谋官，往巴州措置。此前，王庶合兴、洋、三泉四郡义士至七万余人。四月，张浚上奏王庶、王似、卢法原威望向来不高，请求命令刘子羽、吴玠为判官，未报。是月，宋高宗以水旱地震，纵容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弹劾吕颐浩。

        五月，因朱胜非以宿憾日毁短张浚，宋高宗不放心张浚，诏令张浚回朝。朝廷川陕抚谕官周随亨、李愿宣押王似、卢法原至阆州，张浚始解使事。张浚见出蜀一事已成定局，便上《使还乞祠疏》给朝廷，请求回故乡绵竹再赴行在听命。六月，金军经褒斜道撤退，张浚遣宋军追击，大胜。张浚回绵竹途径至绵州，复奏王似不可任，向宋高宗请求归田，未果（宋高宗“诏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下旬，张浚归省庭围（解使事归田回故乡），住持成都昭觉寺的克勤冲冒大暑，远来（绵竹）劳问。张浚奉诏离开绵竹时，“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独絮子侄往，太夫人（母计氏）送之，曰：‘汝无愧矣，勉读圣人书，无以家为念。’”

         3、张浚兼顾前线缓慢归，因四川霖雨、地震，诏张浚急赴临安而罢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五月，王彦复金州，金兵弃均、房去。礼部郎中周随亨、驾部员外郎李愿宣押王似、卢法原至阆州，宣布罢张浚川陕宣抚处置使和召张浚回朝，张浚始解使事。知枢密院事张浚及刘子羽、王庶、刘锡、冯康国等赴行在。罢川陕宣抚处置使司便宜黜陟。秋七月，遣中使逆趣张浚于道。是月，四川霖雨、地 震（《宋史高宗纪》卷27）。

绍兴四年春正月癸酉（1134年2月18日）：“辅臣进呈张浚奏：四川自7月以来，霖雨地震。”（《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5）。

        绍兴四年（1134）正月，诏谕王似、卢法原、吴玠，使之协和。知枢密院事张浚既至荆南，上书引咎乞罢政，且请俟至潭州，道路无虞即赴临安府待罪，诏不许，殿中侍御史常同请对，论：“浚以大臣之贵，当阃外之权，付与之专几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归。今乃闻命踰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莫甚于斯，望严赐戒，督星夜驰速还阙下。”诏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二月，张浚行至严州之新城，复上疏引咎求罢。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对，论：“浚五年在外，误国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宁、傅雱诸人，为荆湖害；以曲端、赵哲之良将，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铸印记，赐赦减降，出给封赠、磨勘绫纸之类，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尽掠公私之财，选精兵自卫出蜀。虽膏斧钺，不足以谢宗庙。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复用，则陕右之地，不劳师而自复矣。”常同论张浚在陕西丧师失地之罪。与张浚有旧怨的侍御史辛炳素憾张浚，亦论张浚误国犯分，罗列张浚十大罪行，疏入，不报。二十五日，辛炳获悉张浚已近临安，急速请求觐见宋高宗，论：“浚为黄潜善所知，自兴元曹官一二年间引为侍从。及金人有窥江南意，乃避祸远去，引一时小人如刘子羽、程唐辈诛求聚敛，四川骚然。陛下初许浚便宜黜涉，盖以军事在远，不欲从中制也。浚辄立招贤馆，有视龙图阁之命，以孺人封号封参议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抚问，浚乃与之加秩，劳其远来，其狂悖甚矣。陛下遣郎官持节召之，浚乃偃蹇迁延，既到鼎、澧间，擅差抚谕官骚扰州县。所为一至于此，望赐罢黜，明正典刑，以为人臣跋扈之戒。”辛炳面奏张浚在一、二年间自曹官升为侍从并提出经营川陕之策逃离东南自保，说张浚丧师失地、诿过擅杀、鱼肉百姓、欺罔朝廷、慢侮君命、骚扰州县之罪。二十六日，从抗金前线走走停停历经约八个月的张浚踏进了临安城门，宋高宗即诏张浚随行军马尽付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逐行钱物隶内藏为封桩激赏库。张浚既见，遂赴枢密院治事。三月十五日，宋高宗罢免张浚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大学士、右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辛炳、范同将历次弹劾奏章副本交给张浚，张浚因惧怕此前迁延不行，只得再次上章引咎请罢。辛炳等谏官继续在宋高宗面前攻击张浚。辛炳上章论列，请求宋高宗不该保留张浚资政殿大学士之职，斥张浚凭借侥幸得以专制一方后志盈气满、狂悖无礼、轻脆暴恣、飞扬跋扈，建议远贬。十六日，宋高宗下诏命张浚免谢辞。十七日，张浚落资政殿大学士职奉祠。十八日，辛炳复言张浚之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二十一日，诏张浚福州居住。二十八日，张浚即日如福州，从者皆去，肩舆才两人。四月庚辰朔（初一），命赵开再任总领四川财赋。诏谕川、陕官吏兵民，以张浚失措 当示远窜，犹嘉其所用吴玠等能御大敌，许国一心，止从薄责。仍令宣抚司讲求谘 访，凡扰民咈众之事，速厘革之。癸未（初四），刘子羽白州安置。

附张浚疏状：南宋理宗朝刘时举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之《宋高宗三》载：“绍兴二年（1132）九月，以王似为川陜等安抚处置副使，复用文臣为都承。防（会）张浚在关陕三年，以新集之军，当方张之敌，蚤夜训辑，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运使，开善理财，为茶盐酒法，方用兵调度百出，而民不加赋，擢吴玠为大将守鳯翔，玠每战辄胜。先是将军曲端逐其帅王庶，而夺之印，又不受节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张中彦等降敌，曲端与知之，后下端狱论死，西北遗民闻浚威徳，归附日众，于是全蜀按堵，且以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防（会）有言张浚杀赵哲、曲端为无辜，而任刘子羽、吴玠、赵开为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闻王似来，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详，愼重寛厚，为民不扰，似之所长。至于驾驭将帅，裁处机事，不为身谋，以图事功，缓急之际，恐不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徕未附之人，臣窃惟天下之患，独在金人，金未退听，难将不已，何暇抚叛，又况似任环庆日，尝为置制使，行檄诸路皆不奉从，如张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怀之使来乎？二也；臣被命川陜，外而子羽、吴玠之徒蹈万死一生之地，与金为仇，内而张深、程唐日夜谋议，此辈皆以侍从高选，尝立破敌之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寖加任使，今事将就绪，一旦以无功侍从骤处副任，人情谓何？三也；臣去岁差似知兴元府兼节制吴玠、王彦，彦与玠各有论列，遂复以刘子羽代之，今似为副使，必不安职，四也；臣最单微独荷陛下知遇，屡经大谤，得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亲付，似未尝得对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过失，日闻于陛下之前，矣五也。’贴黄又云：‘臣所陈事理，上干国家，臣非不知，含糊茍且，自为身谋，特虑刘子羽、张深、程唐、吴玠、王彦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终至败事。臣虽万死，无以塞责，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见蜀之士大夫及流寓侍从官以下贻书至，臣及朝廷执事皆以自守安静为言，彼非为陛下国家计，乃自为家属及一身计者也，曾不知将士所以舍伪从正，数至十五余万彼于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徳之厚，次戴陛下养育之仁，各欲奋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离散而为乱乎！此特其一耳。而况金为不道必欲倾摇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自委靡日困终，必为金所灭，为此説者，盖不思之甚也。臣每与刘子羽、吴玠、王彦等日夜治兵，储粮食备器械，其一盖欲张大声势，使金知我必与为敌，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励将士讲明战阵，为陛下兴大利、除大害奉迎车驾以福中原。而或者区区独为身谋，遂起怨谤，相为朋党，求挠臣权，在臣去就利害甚轻，而国家之计，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谋之于心，断之于已，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实所照临，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职，求为进退，益烦圣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