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 丢在写诗的路上
(2009-04-16 19: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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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顾城饭碗女大学生海子 |
分类: 散文 |
十年前,我在一份内刊上刊载了一篇名为《要走过去的死亡情结》的诗坛评论。也许我的文章写得真不怎么样,或者说,诗歌那片圣洁的田园离现实太远,远得早已不为人知。幸运的是,在我生活的小城,那篇文章的内容至今文友们还会在我耳边偶尔吹上几句。谈不算感动,只是给我那份对诗歌的虚荣添加了那么一点点勇气与自信。
说实话,我一直怀念二十年前那段为诗歌而疯狂的时光,那种疯狂主要包含着我不知外面的世界。说白一点,那时,我就是那只坐在井底的青蛙,每天满足于眼前的天空而呱呱乱叫。心里老在想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以诗谋生。
我的家乡是中国地图上没有标名字的县级城市,我生长在这个中国地图没标名的县的一个小山村,离城足有二十里。每当这个山村夜深人静时,我就躲在自个房间里,写着诗,写了改,改了写,一首只有几句的诗,有时也要用上几十张稿纸,一个通宵接着一个通宵地。在那时,我惟一被锻炼出来的本领,就是一连几个昼夜可以不睡觉。白天拿着自个满意的诗,走向家门前的小学,或者是自个身边的农民兄弟跟前,或炫耀,或请教。现在回想起来,就诗来讲,那种请教与炫耀自然得不到什么,关键是这些不懂诗的小学教员与农民兄弟能够点燃我对诗的思索。
有点文学细胞,喜欢写个诗弄幅对联的父亲,是我那时的拥护者,也是我从事文学坚决的反对者。在他看来,丢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在家弄文学,不去赚钱,属于不务正业。做得最激烈的举动是突然闯进我房间,把灯一关。留给我一团黑暗,与黑暗里他离开房间气冲冲的一串脚声,很多年我一直在他老人家这种激烈反对面前抗争着。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从姐姐口中得知,父亲对我的期望很大。有次他在姐姐家说:看来我的这个满崽,能成大器,将会最有出息。也许是我对诗的勤奋与长年的执着打动了他老人家。在一次次寄稿,一次次石沉大海之时,不知父亲是恐吓,还是帮我作思想准备,手朝我伸出一个八字,说,想发表作品,你至少也要八年。两年后,我的一篇散文,一首诗发表了,并且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稿费。
后来,我去了北京,去了北师大。
在北师大,我第一次听到了海子,也才获知顾城在新西兰令人心伤的故事。诗歌真不能带给我前途吗?诗歌写作真是练气功一样有危险吗!诗歌的前途真的黑暗无比吗……当我获知中国诗坛惨痛的现状,一串的问号,猛然间缠绕在我的脑海。那时,在北师大公寓走廊,经常见到我来回踱步的身影。有次,我瞧见一位女大学生站在楼梯口观看我,并且与她的眼睛撞在一块。后来,她告诉说关注我好多回了,她认为,她瞧见的是一位诗人忧郁着的身影。她不知,我从事诗歌的目的,是想在诗歌中找个碗饭,结果会怎么样呢?那走廊也就成了我寻找答案的地方。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师大时,她给我留信,挥笔她就写下了"诗的进程里,有你长相知"。十几年过去了,一想起那女大学生的留言,我有些惭愧。
在我的印象中,北师大是所弥漫着书香的学府,书香里有那么点刀光剑影,中文系里享誉全球的专家教授很多。我一边听着名教名家们讲课,一边继续写诗。一件接一件诗人死亡事件走进北师大,走进了我的体内。突然地领悟到我从事诗歌创作的时代,是诗歌的死亡时代。有点像一座垒了几千年圣洁的雪山,垒到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开始了融化,还时不时的发生雪崩。这些,我不敢告诉家里,我能猜想到生活在小山村的父亲,正在那小山村把我当作炫耀的资本。拿我的理解,父亲不是不懂,一旦知道这些,他的现实主义会更加强烈,肯定会把我从北京拖回家。不过,我无意识地开始了逃避。逃避的不仅仅是我,均是些从农村来的诗歌创作者。他们都是中国诗坛的繁星一点,均在名刊上发诗。逃避主要表现在不去听课,或者听着听着突然溜了出去。搞得班主任刘恪老师在课后大骂我们对名家不尊重,其他地方来的就是比北京的差。
我记得不错的话,海子是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死的。正如著名诗评家王家新所说,海子的自杀,点亮了自己的诗歌。的确海子的死了,他的诗经过诗人们的推举永远活了下来。十七八年过去了,就在前几天,在我生活的小城的一家小书店,我还翻到了最新出版的海子诗集。写诗,在本地,我自认为还有点小名气,我出诗集时,在自个的这个地盘也没能享受到诗集走进各种书店的荣誉。
在我看来,海子撕开了中国诗歌死亡时代的序幕,他自杀之后一位接着一位青年诗人自杀病故。还有多少人记得跟在海子后面离我们而去的诗人?在那个死亡时代,海子是前驱,在美国就有诗人说:怎么被这小子抢了头一把。海子也成了那个时代惟一的胜利者。这一点,绝对不是海子的本意。如果没有海子,也许也会出现其他的诗人,认真点说,不是海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死亡时代,是被炫耀一时的诗人突然遇到如此的现实处境,中国诗人一时受不了。这现象我曾同一位内刊编辑偶尔说起,他认为,全国自杀的人每天都很多,没什么大不了,我当时有些哭笑不得。因在当时我认为是他不知这是一种文化走向死亡的表现,在这死亡之中,弄文弄诗的都有一份。说明我们呆在一种文化模式迈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型期之间,其中就有了文化的诞生与死亡。里头的死亡,名家们担心,诗歌会不会在这种死亡中彻底死亡?
我热爱的诗歌真的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亡吗?我背负着这个疑问回到了家乡。现在分析,那时我没想法留在北京,也是对诗歌的一种逃避,因为那时我亲眼目睹了许多青年诗人在京的生活。有时,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有的以卖血维系自己的诗歌梦想。一批青年诗人,也是我的学友,挤在亚运村一间小平房过除夕,热热闹闹地喝着稀饭吃着咸菜。有位山西的学友,我听说他在北京活得已经不像人样,就写信劝他回山西,他在回信中谈到了我们湖南的沈从文,并说,在北京他多次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为了文学,他准备全军覆没。回到家乡,我去了一家内刊做诗歌编辑。那时,我们没有工资,只是为了爱好,不过那地方色彩极浓的刊物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影响一天比一天好。在编稿中,我经常收到来自这个小城各个阶层的来信来稿。时间久了,慢慢感觉到诗歌不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它就是这样,珍珠般散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正以顽强的生命力与现实处境抗争着。
走在诗热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在我眼前消失了不少,他们利用当年赚来的名气去要不下海要不弄电视剧小说去了。艰难的诗歌,已散在最朴实的民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很难听到诗人自杀的消息,也许是不再稀奇,媒体不再关注了;也许诗人太多大普遍,把自杀的诗人当作了另一类人;也许是我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种“坐在井底”写诗的光景。那向诗歌要饭碗的想法,不知几时丢在了写诗的路上。(转载于2007《中国文艺》)
说实话,我一直怀念二十年前那段为诗歌而疯狂的时光,那种疯狂主要包含着我不知外面的世界。说白一点,那时,我就是那只坐在井底的青蛙,每天满足于眼前的天空而呱呱乱叫。心里老在想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以诗谋生。
我的家乡是中国地图上没有标名字的县级城市,我生长在这个中国地图没标名的县的一个小山村,离城足有二十里。每当这个山村夜深人静时,我就躲在自个房间里,写着诗,写了改,改了写,一首只有几句的诗,有时也要用上几十张稿纸,一个通宵接着一个通宵地。在那时,我惟一被锻炼出来的本领,就是一连几个昼夜可以不睡觉。白天拿着自个满意的诗,走向家门前的小学,或者是自个身边的农民兄弟跟前,或炫耀,或请教。现在回想起来,就诗来讲,那种请教与炫耀自然得不到什么,关键是这些不懂诗的小学教员与农民兄弟能够点燃我对诗的思索。
有点文学细胞,喜欢写个诗弄幅对联的父亲,是我那时的拥护者,也是我从事文学坚决的反对者。在他看来,丢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在家弄文学,不去赚钱,属于不务正业。做得最激烈的举动是突然闯进我房间,把灯一关。留给我一团黑暗,与黑暗里他离开房间气冲冲的一串脚声,很多年我一直在他老人家这种激烈反对面前抗争着。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从姐姐口中得知,父亲对我的期望很大。有次他在姐姐家说:看来我的这个满崽,能成大器,将会最有出息。也许是我对诗的勤奋与长年的执着打动了他老人家。在一次次寄稿,一次次石沉大海之时,不知父亲是恐吓,还是帮我作思想准备,手朝我伸出一个八字,说,想发表作品,你至少也要八年。两年后,我的一篇散文,一首诗发表了,并且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稿费。
后来,我去了北京,去了北师大。
在北师大,我第一次听到了海子,也才获知顾城在新西兰令人心伤的故事。诗歌真不能带给我前途吗?诗歌写作真是练气功一样有危险吗!诗歌的前途真的黑暗无比吗……当我获知中国诗坛惨痛的现状,一串的问号,猛然间缠绕在我的脑海。那时,在北师大公寓走廊,经常见到我来回踱步的身影。有次,我瞧见一位女大学生站在楼梯口观看我,并且与她的眼睛撞在一块。后来,她告诉说关注我好多回了,她认为,她瞧见的是一位诗人忧郁着的身影。她不知,我从事诗歌的目的,是想在诗歌中找个碗饭,结果会怎么样呢?那走廊也就成了我寻找答案的地方。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师大时,她给我留信,挥笔她就写下了"诗的进程里,有你长相知"。十几年过去了,一想起那女大学生的留言,我有些惭愧。
在我的印象中,北师大是所弥漫着书香的学府,书香里有那么点刀光剑影,中文系里享誉全球的专家教授很多。我一边听着名教名家们讲课,一边继续写诗。一件接一件诗人死亡事件走进北师大,走进了我的体内。突然地领悟到我从事诗歌创作的时代,是诗歌的死亡时代。有点像一座垒了几千年圣洁的雪山,垒到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开始了融化,还时不时的发生雪崩。这些,我不敢告诉家里,我能猜想到生活在小山村的父亲,正在那小山村把我当作炫耀的资本。拿我的理解,父亲不是不懂,一旦知道这些,他的现实主义会更加强烈,肯定会把我从北京拖回家。不过,我无意识地开始了逃避。逃避的不仅仅是我,均是些从农村来的诗歌创作者。他们都是中国诗坛的繁星一点,均在名刊上发诗。逃避主要表现在不去听课,或者听着听着突然溜了出去。搞得班主任刘恪老师在课后大骂我们对名家不尊重,其他地方来的就是比北京的差。
我记得不错的话,海子是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死的。正如著名诗评家王家新所说,海子的自杀,点亮了自己的诗歌。的确海子的死了,他的诗经过诗人们的推举永远活了下来。十七八年过去了,就在前几天,在我生活的小城的一家小书店,我还翻到了最新出版的海子诗集。写诗,在本地,我自认为还有点小名气,我出诗集时,在自个的这个地盘也没能享受到诗集走进各种书店的荣誉。
在我看来,海子撕开了中国诗歌死亡时代的序幕,他自杀之后一位接着一位青年诗人自杀病故。还有多少人记得跟在海子后面离我们而去的诗人?在那个死亡时代,海子是前驱,在美国就有诗人说:怎么被这小子抢了头一把。海子也成了那个时代惟一的胜利者。这一点,绝对不是海子的本意。如果没有海子,也许也会出现其他的诗人,认真点说,不是海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死亡时代,是被炫耀一时的诗人突然遇到如此的现实处境,中国诗人一时受不了。这现象我曾同一位内刊编辑偶尔说起,他认为,全国自杀的人每天都很多,没什么大不了,我当时有些哭笑不得。因在当时我认为是他不知这是一种文化走向死亡的表现,在这死亡之中,弄文弄诗的都有一份。说明我们呆在一种文化模式迈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型期之间,其中就有了文化的诞生与死亡。里头的死亡,名家们担心,诗歌会不会在这种死亡中彻底死亡?
我热爱的诗歌真的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亡吗?我背负着这个疑问回到了家乡。现在分析,那时我没想法留在北京,也是对诗歌的一种逃避,因为那时我亲眼目睹了许多青年诗人在京的生活。有时,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有的以卖血维系自己的诗歌梦想。一批青年诗人,也是我的学友,挤在亚运村一间小平房过除夕,热热闹闹地喝着稀饭吃着咸菜。有位山西的学友,我听说他在北京活得已经不像人样,就写信劝他回山西,他在回信中谈到了我们湖南的沈从文,并说,在北京他多次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为了文学,他准备全军覆没。回到家乡,我去了一家内刊做诗歌编辑。那时,我们没有工资,只是为了爱好,不过那地方色彩极浓的刊物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影响一天比一天好。在编稿中,我经常收到来自这个小城各个阶层的来信来稿。时间久了,慢慢感觉到诗歌不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它就是这样,珍珠般散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正以顽强的生命力与现实处境抗争着。
走在诗热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在我眼前消失了不少,他们利用当年赚来的名气去要不下海要不弄电视剧小说去了。艰难的诗歌,已散在最朴实的民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很难听到诗人自杀的消息,也许是不再稀奇,媒体不再关注了;也许诗人太多大普遍,把自杀的诗人当作了另一类人;也许是我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种“坐在井底”写诗的光景。那向诗歌要饭碗的想法,不知几时丢在了写诗的路上。(转载于2007《中国文艺》)